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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反对派的启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
10年前的7月中旬,我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现改为研究生部)毕业回乡,暂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从北京托运回来的东西一时还到不了,随身携带的书二三天就看完了。此时,对于我这个不久前刚经历过89“六四”风波和东欧一系列剧变,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生来说,突然赋闲,无所事事,可真是度日如年,无聊极了。百无聊赖之下,我打开主人的小书柜,寻找着能凑合着看的书。可我这位亲戚,俩口子都是学外语出身,又同在外经贸部门工作,柜中所藏几乎全都是外语和外贸类书籍。我翻遍了书柜,最后只找到一本中意的书,那就是由时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亨利·欧文主编,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后经询问得知,这本书是主人母亲看后丢下的,她当时任该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属高干,可阅这种内部读物)。参加该书撰稿的均系美国各方面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的布热津斯基、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巴尼特和为基辛格起草对外政策讲稿的纽豪斯等。全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区域性的趋向”,为此书核心内容,占了近一半篇幅,重点研讨美日、美欧、美苏、美中关系;第二部分是“专门性问题”,主要谈对外经济政策、国防和战略军备问题;第三部分是“更广泛的问题”,专论国家安全政策和世界政治中的新因素。大约是当时没什么东西可读,求书若渴的关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撰写的阐述美苏关系的那篇论文,更是让人感触良多。与其他作者极为不同的是,布氏不是主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依据论证其观点,而是一开篇就从美苏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点墨作文章。坦率地说,当时苏共还没有失权,苏联也没有分裂。因此,我对布氏所做的分析和所下的结论还是有所保留的。可是,书刚掩卷,苏联就爆发了“8·19”事件;一个月之后,苏联唯一的一个政党,也是当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了独家掌握了72年的国家政权;紧接着三个月后,苏联也宣告解散,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苏共和苏联在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惊天动地剧变,连布热津斯基本人后来也坦陈始料不及。正是这场剧变使我不由得又一次把布热津斯基写的那篇论文翻出来重新研读。说实话,这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读既给我很多启发,更给我很大激发。最重要的启发之一便是:作为反共急先锋的旁观者--布热津斯基确实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这些局中人要敏锐、深刻得多,他道破了一些我们过去不愿去细想,也不能去深究的问题的实情。这正好应了中国那句老古话--旁观者清。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激发起我这个搞社会主义研究的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向亲戚索要了这本书,并从那时起开始留心收集国人研究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资料,以期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和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们一古脑地把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行径或叶利钦的篡党篡国阴谋,甚至说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的“杰作”。这种把这么个大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剧变说成是一、二位人物,或他们联手制造出来的,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严重谬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说是美国的军备竞赛阴谋拖垮了苏共和苏联的人多了起来。此间,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长期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把外因当作事物变化根据的作法,与我们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显然也缺乏说服力。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今年,时值苏共垮台、苏联亡国10周年,人们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掀起探讨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经验教训的高潮。一时间,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适时搞好经济改革,未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也有,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也有,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苏共长期脱离人民群众,没有始终代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回倒是从事物的内部找原因了。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到底是末端枝节呢,还是终极根源?是表象性因素呢,还是本质性因素?人们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苏共为什么没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呢?我们又将以何作答?!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⑴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苏共垮台、苏联亡国原因的研究,一直基本上是在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远没有“彻底”到30年前布热津斯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这种局面显然很不利于我们适时、正确地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那么,布热津斯基30年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现将他的部分分析和结论摘录如下,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在开篇论及美苏两国的国内情况时,布氏这样写道:

“关于双方的内部困难,可先概括地谈两点。第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目共睹的社会大动乱,这对美国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具有深远影响。苏联则患了一种政治麻痹症,这从外表上不大看得出来,而其实是被故意捂着盖子。但此症到一定时候就要公开爆发出来,总之是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二,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气勃勃的。随着新要求、新观点、新集团以及新领袖人物在自由竞争中各显身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不断地作相应的调整和演变。苏联制度则不同,它在一个极其保守的领导集团把持下,正处在一种亚稳定状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僵脆的稳定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大动荡。”⑵

接着,在专论苏联情况时,布氏指出:

“要深入了解苏联的内部困境,必须看到:一方面,苏联的政治制度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制度。其实这个制度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某些比较有头脑的苏联人士(如彼得o卡皮查、安德烈o萨哈罗夫等)已认识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

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

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时代结束后真正的第一代开始登上政治金字塔以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本质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的。……

……在苏联方面,一旦出了乱子,整个体制的最高层(包括秘密警察、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可能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相互残杀;而下面的群众,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也可能闹起来,使局势更加严重。

……

苏联对意识形态的热情显然已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大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及要求人家承认苏联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强烈意识,却显著地增长了,这在统治集团中尤其突出。这种观点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已被更加具体而明晰的一国民族主义弄得黯然失色了。正是由于苏维埃制度看来正在丧失其革新气质,所以它也许更要依靠军事力量的辅助。苏联统治集团既然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外树立感人形象,也许越来越从‘大国沙文主义’中得到满足。苏联这种方针势必导致与美国长期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将迫使苏联统治集团(尤其是当年青的一代上台后)更正视在国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看清楚,正是苏联制度的特性使苏联的制度比不上、赛不过美国的制度。”⑶

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简要归纳起来就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已蜕变为教条主义的,僵化保守的,缺乏民主、法治程序和改革锐意的制度;它不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并且必将在与美国制度的较量中败北。对布氏的观点,尽可以任人见仁见智,批判驳斥。就我本人而言,其尖刻的言辞,的确让我们这些局内人初次过目时,很长时间如鲠在喉,难受至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有着基本理论素养和理论良知的人来说,你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的确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且业已被后来的实践明确印证。但是,布热津斯基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仔细斟酌起来,其实也并不都是那么“彻底”,那么充分周全。比如,对苏联制度的特性,他并没有作深度剖析;至于苏联制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些特性,他更是只字未提。不过,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困难,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应该感谢布热津斯基,因为他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按理,我们这些与社会主义制度利害攸关,甚至有着切肤之痛的局内人,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解析,应该比布氏条件更优越,因为他毕竟没有切身感受和第一手资料。因此,只要抱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比布氏来得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

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初步形成如下管窥认识,现将其公之于众,衷心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教。

一、首先需要指出,苏共垮台、苏联亡国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因此,破解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以及现实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作好这项工作,以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尽管它学术难度很大,政治风险弥多。

二、研究现实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从两个基准出发:其一是必须看到,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诞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或落后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这些地方本不具备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然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和突发社会危机却迅速催生出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激情。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人既可以充分利用反动统治阶级自顾不暇,难以继续支撑政权的有利时机,又可以广泛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从而得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现代文明所必需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资源可资利用,所以很多很好的社会主义主张虽然一开始就从文字上严肃郑重地写进了国家基本制度,甚至宪法中,结果还是难以突破不成熟客观社会条件的制限,实际上根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充分有效地实施。也就是说,既得的客观社会条件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刚一降生就表现得那么民主,那么高效,那么成熟和完美无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一项迄今为止尚无前人取得完满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它只能并且始终是在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重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樊蓠荆棘中摸索前行,由于没有既成经验和可靠参照,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避免各种尝试和选择中的失误、曲折。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出现的社会都必然要碰到的难题。此外,社会主义事业也是由人或由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运作的。每个人,无论他如何聪明绝顶、勤奋过众,也总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党即便有着极高效率的民主决策机制,那也只能部分或大部克服参与者的历史局限和个人认识局限,却不可能完全排除它们的不良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任何组织和政党,即使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免不了会有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出现失误和曲折的主观原因。在这种主客

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新生的社会主义出现一些“闪失”,甚至反复,其实是极为正常的历史现象。对此,积极的作法是:正视现实,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力争“变曲折成通途,化失误为财富”。

三、在主客观因素中,主观因素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客观因素是可以被人们按其变化规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和改造的,而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很多重大失误。现实社会主义的两个主要主观失误,一是教条主义,二是对自己所处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然而,来自前人书本上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的惯常作法与现实的实践需要,特别是与苏联当时落后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实际生活需要毕竟存在较多矛盾和较大差距。好在列宁是个极为灵活和十分民主的革命领袖,他注意倾听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呼声和智慧,注意收集来自实践的反馈信息,而且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带领苏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大政方针政策,从危难中多次拯救党和国家。例如,对外签定《布列斯特条约》,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列宁利用民主方法进行战略决策和调整的光辉典范。说到这个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列宁能够做得如此出色,主要是他个人极高综合素养所致,而不是当时苏共和苏联的制度和体制使然。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很快就跌回本本教条之中--他不仅在经济上逐步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全盘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且在政治上不适当地强化议行合一体制,直至形成由他一人高度集权的格局;他还在阶级斗争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不断地加大专政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力度,甚至造成破坏法制、滥杀无辜,连党内高层人物都深感人人自危的局面。应当说,正是斯大林长期的,极端教条主义的作法,深深埋下后来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制度性隐患--高度集权、僵化,而又缺乏法治的国家管理体制。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两个决裂”理论的偏执理解和错误运用--他一个人就粗暴武断地推翻中共八大作出的正确决议,并把阶级斗争提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他不顾国情,盲目扩张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作法给中国造成灾难性损失。对于教条主义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危害,人们已做过很多研究,也早有定论,因此就不必赘述了。

关于历史地位的定位严重失真的结论,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两方面推导出来的。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至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给予澄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看,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在其诞生初期,从总体上说,还不会很快超越旧社会形态。这是因为:第一,新社会形态大多都是在旧社会形态的薄弱环节突破生成的,先天就有不足;第二,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并确立自己的社会基础,客观上也确实需要一段较长的艰难奋斗过程。例如,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段时期,英国就一直处在新旧社会转型的纷扰动乱之中,那时的社会情形还不如伊丽莎白一世开明统治时期;即使是“光荣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英国总体上也还是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康熙盛世相媲美,只是到18世纪末,蒸汽机开始广泛应用于英国的生产和交通,才使英国资产阶级全面超越了满清八旗子弟。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胜利以后的80多年时间里,战事频繁,不是内乱争斗,就是外战征伐,资产阶级政权也几度易手,被封建势力篡夺,百姓压根就没有过上几年安泰日子,其间的苦难并不少于路易十四年代。类似的史实还很多,足以论证社会新旧形态转换的艰巨性和曲折性。只可惜,革命的胜利者,其中也包括众多共产党领袖人物,对此往往不能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即使某些人是个意外,毕竟为数太少,终究敌不过革命胜利所带来的豪情壮志和巨大的优越感。于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被定格为是历史地位高超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而且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就连一向沉稳、谨慎的列宁也庄重地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⑷不错,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确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要把这种书本上,思想里的优越性转变为现实生活中优越性,使人确信它的存在,不仅需要假以时日,努力工作,而且需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予以自证。公正地说,社会主义的确有过石破天惊的壮举和高歌猛进的辉煌,但也有过不堪回顾的失误和痛心疾首的曲折。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负效应相抵之后,到底情况怎样?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都公认经济上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也坦陈文化硬件设施上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实物形态的东西,是可以通过认真统计,用数字明确指证高低优劣的,所以容不得人不承认它。但是,对于文化软件上的东西,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管理体制上的东西,因为其非矢量化特性,无法通过数字计算进行具体比较,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便能在这些领域里,几乎是无一无例外地长期声称自己大大强于资本主义。实际的情形果真是这样吗?比之于革命胜利前的旧社会,无庸置疑,社会主义在这些领域确实取得长足进步,但是,能不能据此肯定在这些领域里都已经超出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水平和高度呢?让我们看看个别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头脑清醒时怎么看这个问题。列宁晚年针对苏维埃的可悲现状和严重弊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⑸;是“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⑹是“保留着革命前的糟糕透顶的状态”⑺的机关。列宁的话虽是激愤之辞,不免言之过重,但当时苏维埃的绩效肯定比沙俄政权好不了多少,这是可以确信的。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针对斯大林滥杀无辜,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曾经坦言: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⑻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在法治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遗憾的是,他对这种事只是感慨陈词,而没有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结果连自己都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在这类问题上,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做得最好。他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⑼198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⑽可以这么说,邓小平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位领袖人物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状讲得最坦诚、最实际的一位。如果中国政治上的民主早已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了,还用得着强调“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吗?!综合上述领袖人物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至少在行政管理、法治、人事和政治民主方面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总之,从总体上说,现实社会主义还没有实在、足够的东西证明自己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尚等进一步创造并展现自己优越性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努力赶超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此看来,过去对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定位是不够准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主流意识形态从不认可。因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要民主百万倍”这类东西,一开始便借助革命胜利时的鼎沸激情,形成了一种超常强烈的政治氛围。后来,随着革命激情的逐渐淡化,这种政治氛围也顺势演化为一种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在这种政治态势笼罩下,除了共产党核心人物之外,谁要是胆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附带微辞,那就是人民和国家公敌,轻则让你身败名裂,声誉扫地,重则让你身陷囹圄,人头落地。一个本来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提高和完善的新兴制度现在变成了神圣不可怀疑,不可触动的东西。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自我反思与改革完善之路便被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定位问题上的失误,要比教条主义的失误危害更大。因为只要能够摆正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就不会骄傲自大,自视过高,就比较容易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样就能较为谨慎客观地对待世事,从而及时发现自己初创制度中的缺陷并适时将其补充、完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而做不到这一条,那就只能在教条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了。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虽然在社会历史的定位问题上比以往清醒、客观得多,但是,很多人在政治制度,这个一向是社会主义国家讳莫如深的领域,并没有完全打开浓重的政治自信与自慰情结,个别人甚至完全没有打开。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今后仍需扎扎实实地做好正本清源工作。

四、社会主义制度从表象上看,主要是对内对外都缺乏应变能力、纠错能力和学习能力,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则是基本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不高。这使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智慧,既得不到及时顺畅的交流和表达,又得不到完整准确的采纳和吸收;大批深得民心、年富力强、多有谋略的治国安民之才长期被湮没,各级党政干部的政治素质日渐下降,直至形成官僚主义泛滥,甚至个人崇拜盛行的局面,最终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难以自救的困境。假如社会主义国家一建立就十分注重并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制度的民主化程度和适用性,那就不容易出现那么多的教条主义和那么严重的“定位”失误,即使出现了,也应该比较容易纠正。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和执政党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并不是长期看不到自己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只是苦于年青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提供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把他们的意愿整合到一起,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更为可悲的是,这种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制度,反而给一些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领袖造成了失误的条件,甚至给党内高层一些政治庸人,乃至心怀叵测的人,长期安居要位,拥权自重,胡作非为提供了机会。由此,苏共高层坚定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惨遭杀害;中国对当时大政方针提出正确异议的马寅初、彭德怀被扫出政坛;捷克著名经济学家,有改革之父称号的希克先生一度也只能离家去国,流落他乡……据有关统计,苏联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中,有上千万人蒙受其害,以至社会精英也不能幸免,例如,一多半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3/5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⑾;中国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后来经甄别,99%是冤案,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伤害的无辜干群则远远超过了苏联大清洗的人数。至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打过护制名义,不同程度地在党内外搞过对不同意见者的清洗。可是,与这种凄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个人崇拜盛行,领导职位和特权终身享用,或者是变相终身制;有些则是夫妻,或兄弟,或父子,甚至带上其他亲眷同时执掌国家大权。在这方面,做得最出格的是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在他执政的巅峰时期,其妻是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掌管党内干部大权,实际上在党内是仅次于齐氏的第二把手,同时,她还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其子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其儿媳妇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年队组织的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其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连其妹夫也是中央委员、中央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齐氏家族在党政部门担任要职的不下数十人,实际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行的是地道的家族统治。⑿像这类封建余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就是在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少出现,但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却堂而皇之地长期存在。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什么资格阔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百万倍”“优越性”?!

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有过很多精辟论述。谈到历史原因时,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⒀“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⒁谈到现状、任务和重点时,他强调:“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⒂“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⒃“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⒄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谈论最多的是民主问题,而且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它同时相伴着制度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不以制度的民主化进程为依托,“三个代表思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预定目标。

五、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大社会课题。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历史性课题,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要认真总结自己在制度民主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紧密结合自己的国情特点和现实需要,扎扎实实地尝试着做好提高制度民主化程度的工作。当务之急是着手逐步取消各级党政干部的委任授职制,尽快扩大直选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的数量,提高人民参政、议政、督政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要注意认真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马克思在19世纪70--80年代论述东方社会跳越式发展时,曾经指出: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他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果当作旧的无用的废弃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⒆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邓小平也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⒇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晚年曾针对“左”倾思潮,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新社会,只有在它把旧社会的所有有用的东西吸收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能超越旧社会。而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近百年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应当更加注意实事求是地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选,有选举权的人都是能纳得起一定税赋的有产者。因此,那时的资本主义民主和议会,说它是有钱人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俱乐部,而不是广大民众的民主和议会,的确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难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么蔑视资本主义议会制民主并积极支持工人运动的普选要求。但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左派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下,20世纪40年代以后,普选最终得以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不断走向成熟、完善。人民群众借此参与国家管理不仅有了形式上的保证,而且也在内容上不断充实。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以来,国家管理长期实行的是垂直授权制,即各级官员偕由上级任命产生,而不是由人民选举授权产生。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完全打破了这种严重阻碍人民群众参政的落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之所以能够对自身的制度进行不断调整,进而一直保持走在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前列,正是主要得益于其民主机制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压力。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仅发生了巨大量变,而且实现了部分深刻质变,尽管它还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资本主义的束缚,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反观社会主义国家,至今实行的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垂直授权制,绝大部分官员手中的权力不是来自民主直选,而是来自上级授受,特别是执政党内有实权的职位更是如此;不少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至今还在沿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终身制,或变相的终身制。这一切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遂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参政、议政、督政至少在形式上远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实用。而民主形式上的缺陷必然要影响民主内容的正常展开。社会主义民主就这样长期徘徊不前,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如苏联“大清洗”时期、中国“反右”和“文革”时期就是这种情形。当然,也必须看到,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由于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中那些反映了先进社会化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迟早都会为人们接受。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资本主义制度中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适应先进文化前进要求的民主性因素萃取出来,为我所用。否则,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民主的表象,乃至糟粕,当作本质和精华学习和套用,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当时代已将振兴中华的历史机遇再次赋予我们的时候,决不能犯这种低劣错误。

总之,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社会制度的竞争,就看谁的制度更适应国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者昌,不适应者亡。我们应当多从这个角度思考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此谋划现实社会主义的未来。这应是我们从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的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⑵[美]亨利o欧文主编《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第155-156页;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

⑶[美]亨利o欧文主编《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第157-161页;生活o读书o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

⑷《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9页。

⑸《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页。

⑹《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⑺《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4页。

⑻《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3页。

⑼《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225页。

⑽《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22页。

⑾[中]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第93页;春秋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今年第2期,第36-37页。

⒀《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2页。

⒁《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35页。

⒂《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176页。

⒃《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144页。

⒄《邓小平文选》1994年10月第2版第二卷,第372-373页。

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5页。

⒆《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1页、第252页。

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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