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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下)
如此高扬主体性并非意在贬低客观物质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人的社会意识的本性毕竟在于否定存在、超越存在,而不是适应存在。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是主体冲破客观的限制性,摆脱被动性的历史。客体是主体的幼稚园,成长着的主体性终将带领人类走出客观世界的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到:“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的确,马克思曾热情地呼唤主体性
──“以往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决定论也许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
但它的视野中绝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问题”,物质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世界在按自身的规律变化,何须改造?然而,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来培育。
我们不需要经济决定论继续充当精神的保姆,也无须“必然”和“规律”一类坚定的话语籍慰我们的心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
现在是摒弃那种缺乏辨证观的决定论的时候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谈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空洞的话题。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将其演化为一种泛物质主义。物质,变成了冥冥之中按其面貌改变操纵一切的另一位“上帝”。泛物质主义的实质是否定主体性,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当然它也对主体性、偶然性网开一面──将主体贬为客体的木偶,把偶然当做必然的幌子。然而,一幅新的历史图景正展现于我们面前──日益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正在变成主体性的圣地,正在变为偶然性的乐园。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体系。英国当代哲学家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学说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规律的“地图”。如果认为社会历史是主客观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客观方面的纯粹科学?还是一种反映劳动阶级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还是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抑或价值观念,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开篇即声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既是革命的、批判的,又是科学的。科学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从功能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反映了社会历史领域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人们的通常所说的历史规律。价值,一般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一切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代表平民反抗精英统治寻求社会解放的愿望。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础上的价值?还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所谓“科学基础上的价值”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预测了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科学认识恰好符合了劳动阶级及平民的利益与愿望。难道有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吗?其实,人们建立或选择某种科学本身就有目的,就是某种价值取向导致的结果,而非科学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则意味着:它是以实现劳动阶级及平民解放为目的,而非一种一般的社会理想。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与方法,指导寻求解放的道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应从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尽管有时人们笼统地把马克思的学说涵盖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中。但严格地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说过:“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写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必须能够回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必须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而马克思的学说则是历史的,它有着确定内容和固定边界。
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追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倾向与作为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便反映了马克思学说内在的矛盾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的确是由注定它要被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规律所支配,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问题是要改变它’呢?如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科学保证了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气力去为它安排葬礼呢?既然看来人们无论如何会受必然规律的约束,为什么又必须动员和劝告人们遵照这些规律行事呢?”
熟悉马克思的思想与生平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身上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种倾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一生都在期盼和发动对旧世界的革命,他热情地诉诸无产阶级、诉诸阶级斗争;但马克思又声称他并不是在仅仅追求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理想,而是在客观地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他语焉不详地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时的马克思宁愿象苏格拉底那样──仅仅作个接生婆,来迎接历史新生儿的诞生。恩格斯则干脆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他们在《宣言》最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但在工人运动低落的时期,马克思又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几乎把他的学说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一笔勾销──既然一个社会在其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那么马克思的学说除了预告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一个社会在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就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运动岂不是对历史进程的干扰和历史的多余?!马克思在这里显露出了他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萨特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主体作用留下任何余地。
在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发起冲击;另一个是“科学”的马克思,他很象一位站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气象预报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上的分野总是泾渭分明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或者说,马克思逐渐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试图从两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片面去认识和解释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学说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又不是纯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又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俄狄普斯效应”。第三,社会科学只是意味着对某种可能性的认知,而可能性的实现则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第四,科学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方法和手段,离开了信仰和主观努力,科学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科学从来都是一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科学。只是对于有相同信仰与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才有共同的科学真理。迄今为止的人类没有真正建立过统一的价值标准。反过来讲,价值的实现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与条件,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找到实现主观目的的物质手段。就一些简单事物而言或在简单系统中,人们时常可以总结出一些事物间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因果关系,构成某种微观层面上的知识;但就复杂事物而言或在复杂系统中,时常是离开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动。
由于马克思学说本身存在着“科学”与“价值”倾向的矛盾,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为了两种范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时常是两种倾向并存,只是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
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公平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
“科学化”倾向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朔到伯恩施坦。上个世纪末,当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理论纲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按照伯恩施坦的解释,所谓的“运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条件的增长。政治上伯恩施坦进而主张,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主要不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与统治。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生产力,反而推迟社会主义的到来。列宁是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对立面。但是,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个典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思想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据了上风。正是在那时,列宁提出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两个著名口号。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精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他建立和健全了一种依靠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体制,以寻求国民经济更有效率的超常规发展。当然,列宁的公式和斯大林的论断都是有前提和特定目的指向的。但是,如果目的的实现没有寓于手段的实施之中,目的最终还是要落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逐渐蜕化成了官僚特权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政权的人民性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之上,最后也因缺乏实际的内容而被轻易的抛弃了。
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思想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相关。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是主、客观的统一,脱离了人的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抽去特定的价值属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社会实践性,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不具备社会功能的。信仰是社会理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理论只是一堆空洞的辞藻。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其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总会在实践中遇到遭到诘难。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动,出现一时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几乎就要立即陷入一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与混乱。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为了填补所有的漏洞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被演绎得极其庞大、极其复杂。体系常常是真理的坟墓,何况一个试图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马克思主义被一大堆极其平庸的、有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知识搞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真实的遭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体,其科学性是相对的而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会不断地变动、淘汰、更新,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追求。今日马克思主义需要来一次再意识形态化,需要一次价值的复归。

五、未来人类: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

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人类传统的基本价值标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抗与超越客体。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为此人类建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本质上也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发育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发展的手段。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日益强大。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尽管主体性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然而这个空间毕竟是有其最终边界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
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推动着人类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流让路。在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遇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挑战--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触及到了自然的极限。相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增长的自然极限,人类已有能力改变和破坏适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事实上人类正在改变和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今日之人类正在“透支”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科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和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吗?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或者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难题。他们说:人类过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理论的推导还需实践的检验,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说明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现实的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损耗和破坏的速度。出现的新问题远比解决了的旧问题多。退一步讲,如果时间允许又没有太多的新问题产生,科学技术还是能够最终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但是,时间不够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注定了,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
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环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人类不改变自己,还需要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全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需求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生产越来越依靠制造需求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本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满足其自身的自然需要的临界点。目前人类的贫困与社会差距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亟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建立新制度来解决这类问题。企求更大的“蛋糕”是徒劳的。“蛋糕”已经够大了,而且不能再大了。人类应当做的,也许还来得及做的,是改变自己。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定胜天的信念鼓舞着人类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人在观念上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表现。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和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未来的新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内容,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确定无疑的,即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以往人们也在改变自己,但那是为了适应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未来的人类既不再是自然的奴仆,也不可能主宰万物。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新的和谐关系建立的起点,是一场改变主流价值体系的观念革命,它将解放人类的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它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估价历史,重新定义幸福。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社会进步最终总要表现为人的觉醒,人性的进化。历史一再表明:没有哪一种“科学”,能够确保人类的进步。命运只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新的合理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将成为设计和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理由。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于:它的使命是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仍然在为人类指明未来。因为,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和谐,曾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古老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和谐还是毁灭,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现实和紧迫。于是,和谐作为一种新理性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面向未来的人们已经望见了新理性的曙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复归。和谐,意味着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界上升为人;意味着人类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中解脱,向精神生活领域复归;意味着升华人类生活,进化人性。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那里将是人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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