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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民工、下岗工人的阶级关系
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立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是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如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会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子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语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体来获得自己的道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不相信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是个经济上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个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群众指的是被资本力量‘无产阶级化’的大众,《帝国》一书用斯宾诺莎的multido来指这种被全球资本剥光的主体集合,华勒斯坦的‘半无产阶级’是指民工这样的被资本力量搞得流离失所,但仍有个家、一小块地来补贴其最低工资,为国家资本和其余的总是与国家勾结的资本挣出更多剩余价值的中国农民们? )的自发和觉悟,总是象传销一样地下基层去启发、发动群众,这是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导’论。从发动、引导到领导,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驾到了革命群众头上,甚至凌驾到了马克思主义头上,要硬做了: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壮大,等着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过公投或议会选举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生产手段国家化。资产主义是自己的灭亡的推进器,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越瓜熟蒂落,马克思象小学老师一样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培养对象:英国、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后来俄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们觉得自己是冒进了一步,还在等着德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英文《马恩选集》,纽约,1978,45-145页;恩格斯到1880年还在用他强加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预测无产阶级革命的收获季节〖《社会主义: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纽约,1959年,88-9页〗: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级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过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道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三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发现,革命必须硬搞,无产阶级决不会自己挑共产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硬搞不来,就找出借口说先用社会主义过渡一下而凭空抛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奋斗简历,一览之后实在让人扫兴)。所以就出现了特洛斯基这样的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理论知识分子,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发动革命或暴动的行动知识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马、恩的研究结果地硬搞了(俄共是从沙皇的三年战争后的失心、失权里轻松拣了执政权力,葛兰西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一步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属于被革命知识分子教导得熟读了游泳教科书,一看有革命机会,就往水里跳了,是‘对《资本论》的革命。〖《读本》,D. Forgacs编,1999年,32-36页〗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从游击战、内战里来夺权的,马克思见了会目瞪口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具体情况中的具体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版。也有了毛泽东(他却称别的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者为修正主义)的‘考虑矛盾的全部复杂性’、‘一分为二’、‘二分为一’的‘辩证“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不切合中国实际不要紧,我们有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巧手裁缝为其圆场,抹边;革命搞砸了,成了无产阶级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紧,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给撑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们能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弥缝的解释,给出无尽的借口。难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本身也需是很雄辩的知识分子,他们象拉康所说的neurotic者,为了不说‘为什么搞革命夺权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可搞革命夺到权’或‘不用马克思主义,光将马克思主义挂嘴上夺权起来反而更方便’这一点,为了掩盖这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必须挖空心思说出、掩饰那么多,说出了一切,将一切说到完全没有漏洞,其解释和辩护之完美刚好更能够用来说明其无法用马克思主义去搞好革命、马克思主义挡了他们革命的道这一禁忌之深。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如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分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农村劳动力储备或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不应该怀疑知识分子道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优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multitudo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很可恶的是,中国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来煽动贫困的大众,用民族主义来掩盖真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来替代社会主义建设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国家体系里和世界政治‘阵营’里,他们对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利用,类似纳粹对其人民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们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义版本,用爱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宗教(索雷尔坚持:无产阶级必须自始至终将反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页〗)来掩盖和替代国际、国内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引诱人民在民族和阶级,民族主义和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作虚假的选择。可恶的是,这甚至都不是中国新左的某些人的创意,而是在重复历史上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类似策略。巴利巴在《群众、阶级和观念》和《政治和其它场景》里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内的种种民族主义还魂的原因,和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利用人民身上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情怀有很好的阐释,我试将另文介绍。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拖了!)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革命的或进步的或自由主义的或文化再生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从来都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主体’,知识分子从来也都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治行动装置的中介来与无产阶级会合的这一企图,是一个飘飘欲仙的计划,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阶段上实现过,看来也将永远不会有成功实现的一天。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知识分子是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文化工具(葛兰西更是惊人地指出,有产者和当权者自己往往就是知识分子!〖《读本》,同上,301页〗),前者所乐道的那种‘先天下忧’、‘关心民间疾苦’但同时也与主导阶级打得火热的那种所谓的‘有机性’,使它成为各种有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华勒斯坦也说过〖《历史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上,83, 88页〗:知识分子的普遍主义话语‘served to direct the activities of the bourgeoisie of other states and various middle strata world-wide into channels that would maximize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required the creation of a world bourgeois cultural framework that could be grafted onto ‘national’ variations. This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the realm of political idea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即使某些新左知识分子选定的文化民族主义也决不能抵挡住资本积累的压力,因为,首先, ‘the unit chosen as the vehicle to contain the culture tended to be the state that was a member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the assertion of a state-encased national culture inevitably involved as much supression of continuities as reassertiion of them. In all cases, it reinforced the state structures, and thus the interstate system,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as a world-system…….其次,……cultural nationalism like ‘socialist culture’ has often been a major stalwart of the universal ide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purveying it to the world’s work-forces in ways they found more platable. In this sense, the anti-systemic movements have often served as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of the powerful to the weak, vitiating rather than crystalizing their deep-rooted sources of resistance.’知识分子爱打的那张文化民族主义的牌,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喜欢的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194页〗,但是:文化抵抗 可成为抵抗的一部分,但我们一这样做,就不得不用主导者定下的标准来证明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的有效性,去向那些文明者看齐,给西方中心论喝了彩。‘If we deliberately assert (or reassert) particular cultural values that have been neglected or disparaged in ord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strong upon the weaker, we are, to be sure, strengthening the weaker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a given state, within the world-system as a whole. But we are then pressed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our asserted values in terms of criteria laid down by the powerful…The planner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in planning the assertion of some particular culture, are in effect (re) legitimat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知识分子是一只替主导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着想而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生产着蛛网的蜘蛛,自己却也是缠在其中的!他们是精神和知识的祭司,是有产阶级们的‘有趣的乞丐或干练的杂耍’(des mendiants interéssantes ou des acrobates adroites)〖索雷尔,《对暴 力的反思》,同上,288页〗,却常要在无产阶级面前去装清高!‘无产阶级’们不光喘息在资本的网罗和高压下,也被麻醉、缚缠于知识分子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小资趣味和五花八门的进步思想和世界观上。可以想象一个刚进城的民工的遭遇:他们既被摆弄于资本力量之间,又被戏弄在知识分子帮助和支撑着的城市小资、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文化装置之间;他不光属于低一个等级的工资劳动力,而且也属于另一个种姓!绝缘于主导文化之外!而他据说也生活在革命知识分子帮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算是革命阶级!有知识分子来同情和关怀他们的处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统治下,我们知识分子的话语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客观上同时提供着现实辩护和乌托邦计划,如果我们不从自我批判开始去批判这些现实、批判我们自己的批判的话。这种批判是不进则退,停止就是缴械。知识分子这种待价而估的还未划定的阶级正成为各种资本力量、国家权力和政党装置的管家、代理和治疗师。如果也还有忧国忧民之心、救无产阶级大众于水火的心,知识分子清洗自己的良心都会来不及,其越出自己的阶级去为弱势群体的呼喊,必须以这种反思和清洗为前提。
二、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或各种新劳动阶级的新的压迫和新的苦难之最终境域:从华勒斯坦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民族-国家间体系的角度来看
中国城市‘下岗工人’的出现,终于使原有的农民、民工问题背后的主因更清晰了:一方面是‘发展’对大量民工的需求,一方面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大量阏积和抛出,是谁在分化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人为制造越来越多的阶级差异和阶级冲突?这么做是为了谁的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未为80%以上的农村人口负担福利,甚至都要阻止农村劳动力商品获得正常的市场价格,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保护极少部分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补贴其工资市价和福利,这国家已到了谁的手里了?我们当然也知道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相信国家对这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利益的长期忽视,和今天对其劳动力储备露天矿式的开采,决不是别有所图。但其所造成的苦难现实,我们知识分子在去同情的关怀时,是再也不能掩饰和自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考验着我们对当前的几乎所有改革政策的讨论的真诚和合法。这一态度也考验着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切题与否、道德与否。
民工与下岗工人成为社会两极,资本力量通过国家这个装置来帮助各资本力量制造工资落差,夺到谋利空档,其实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国家在搞的其实从来都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性资本主义’,1978年之前和之后,只是个版本撤换的问题,哪怕是在我们最社会主义的那刻儿。中国的莫须有的社会主义几乎证明了任何社会主义在过去、在今天,从来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证明了哪怕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脱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象毛泽东那样坚持要自立更生,走封闭式市场道路之时,各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的运行软件仍然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们、包玉们和金庸们比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更看透这一点。〖可参看华勒斯坦《社会主义策略:重商策略与革命目标》,见《世界-经济之政治》,1984年,86-96页〗
无产阶级国家从来没有脱出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的肥利的边缘,即使象中国1949年后这样有意脱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实质上也是在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准备新的落差、廉价劳动力储备和消费品市场,更何况,在那些年,中国的与西方进出口,经香港这样的中间码头,从来没一天停止过。〖华勒斯坦《脱思社会科学》,1991年,151-69页〗巴利巴:…所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中形成的社会阶级、所有的地位群体都受置于其‘商品化’和‘国家体系’的影响,〖《种》,同上,4页〗‘…the only social formation in the true sense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world-economy itself, because it is the largest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within which historical processes become interdependent.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economy would not only be an economic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but also a social unit. In consequence the dialectic of its development would itself be a global dialectic or at least on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macy of global constraints over local relations of force.〖同上,6页〗, ’这使人感到,农民问题、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不光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积累相关,也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性拓展有关:既要压低最基本工资,高速、连续地积累,但又想扩大内需,不断用新市场来揩擦老问题,用新问题来使我们遗忘老问题,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有这样难言的苦衷,它们一拍即合。
所以,对民工、下岗工人问题的分析必须放进同时放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核心和边缘之间的落差之中来考虑。在中国语境下,我们甚至可以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去分析为什么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阶级差异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民内部的压迫的反映。我们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同时关心,是因为我们先天地、至少是在理论上将无产阶级国家看作了一个正义的力量,而从来不敢去想它从来没有脱出过各种资本力量的玩弄和操纵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和新的阶级苦难,都是各种资本力量通过它来造成新的廉价劳动力商品和储备所造成。我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可看出为什么民工和下岗工人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折射、转换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世界-经济总是已经等级化地被组织成中心和边缘的,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积累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的方式,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总是已经设立下不平等的交换和主导关系。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们总是不断地要将农民置入新的经济中,渗透农村,使它最终成为一个制造品市场和劳动力储备仓库。〖巴利巴,《种》,同上,89-90页〗而且它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快速完成这种转变,而是慢慢利用各种天然落差,分层分级地来一路获利。民工问题所以将是一个会拖得很久、变相地不断存在的问题。
在人民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的积累,也总是在寻找新的剥削对象,总是以各种方式逼低最低工资值。国家资本在分化‘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在它之内制造新的阶级差异和劳动力价格落差。在八十年代以前,是城乡之间的经济边界和劳动力落差成为国家资本照领导人的脑筋急转弯来积累和浪费的方便闸口,从来没有一个封建君王或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象那时的人民政府那么随意地玩各种剪刀差,诗意地玩弄和浪掷国家资本积累。九十年代起,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人’同时出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进一步分化中国的‘无产阶级’,有时是为加剧有时是为了转移矛盾,用新的分化来转移历史矛盾,到了不用掩饰的地步。它通过在无产阶级内的各利益群体内制造矛盾和斗争,来转移中国‘无产阶级’整体与国家资本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到今天,农民、民工与下岗工人与国家资本和其它资本之间的冲突终于图穷匕首现。从长距离看,民工问题,也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对边缘的剥削的一部分,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是一种‘peripheral super-exploitation’,是对民工这种 ‘part-time wage labor’的高度剥削,是世界资本主义依赖民族内和超民族空间内的政治斗争来获利,incorporating new low-cost labor which would in effect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 in real wages elsewhere and thereby keep down the global average的一个显例。〖《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11页;《种族、民族 、阶级》,同上,11页〗只不过,在这里,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口政策、经济政策不经意地成了这一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边远落后的农村劳动力的长距离剥削链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特色。
这样看去,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新生劳动阶级的苦难也决不是无辜的了。各种资本力量总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其最大利益,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在各种资本力量的手里的最重要的一张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选择性地、带着历史偏见地干预经济生活,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阶级差异来搪塞自己的政策的合法性,但玩来玩去,更暴露其政策合法性的缺无,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的同时存在,是这种合法性玩弄的可笑见证: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里真有劳动力市场(!)存在,而既然城市需要那么多的民工,那么就根本不应有城市下岗工人的存在。是谁在控制的玩弄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搞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双规制,社会待遇区分和文化身份隔离?这种国家政策下不断出现的新的阶级差异,除了对不知道属于谁的国家资本积累有好处,还对谁有好处?而且不也就造成了表面上的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这是无产阶级国家该干的事?
在这样一层层的错综下,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来公正地同时来同情和关心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一对立项。真希望大家多来写写这个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的同情和关怀的不着边,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漠然于各种新劳动阶级总是已经身处的社会关系。客观上,我们知识分子照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趣味选中的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启蒙和人类最终解放计划,对于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又成为一种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社会位置能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真理,认为能‘独立于被历史地、社会地决定的意义集合地去发现真理’,认为我们能从‘一个不定位的、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阶层的地位’上来向民众提供‘各种超越情境的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1936年,74, 155,194页〗这种僭妄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听得神乎其神,要来大加利用。国际共运史于是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观念漫游史诗。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就能看到,革命知识分子的普世主义解放话语,我们所 发动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也总是逃脱不了现代资本主义用以生存、用以粉饰自己的启蒙意识形态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收编,我们总是不小心用了统治阶级的现实辩护的观念〖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1999年,86页〗。我们在策略上用的也总是国族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老套。比如,中国知识分子新左中的那些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想重复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电气化’、‘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独立富强神话,但说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富强、赶超也从来都是全球资本从不间断的积累和商品化的一部分,是在潜在地为资本主义-经济降低成本和提高消费品价格、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他们使用着Window2003来反抗微软的技术统治。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认真的读者,则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其主因是国家权力在阻止新劳动阶级的商品化,是现行的或历史的国家政策在控制和垄断劳动力价格。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取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真正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也就是与大多数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相反,去呼喊:使农民的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去上市交换;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尽管也已是一个被overdetermined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市场)上的价格(尽管我也知道,让民工获得正常的劳动力价格,也帮助了资本主义解决其内在矛盾--它总想要最大的剩余价值,但总也割肉似地想着让劳动阶级多几分钱来扩大它的内需!),让他们自己知道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和国家经济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让他们知道跨国资本、国家资本和各种私营资本分别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比例;也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别国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上的落差,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最终也必须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知道他们之间的真实的阶级差异和利益冲突。反正,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还是趁早挑明的好。
我们知识分子如要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处境,首先就是要来揭露国家与市场的勾结,使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生产关系下的货币与法律关系下的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身份,成为改变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解放者。中国的某些新左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苦难的道德和人道按摩非但问不对题(或者说正因为其问不对题),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对其劳动力商品的控制手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另寻策略。
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启发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们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各种资本力量作斗争:从本地出发,来从政治上攻击全球利润落差最大的敏感部位(如中国的外资或跨中企业),使国内外贪婪的谋利者们自己之间去闹翻,帮助新劳动阶级通过各种策略、组织和运动,努力去夺得谋利者为了巩固那个长距离剥削链、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生产关系而分给他们的代理、干部、买办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谋利者被迫吐出本来要分给爪牙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将是自杀性的,因为不喂饱的‘打手们’是不肯来出手的,而没有这批打手(说穿了也就 是整个为市场与国家串通服务的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装置及其所有‘螺丝钉’)来保护资本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就没有一个可靠的自救法子(For it will force the greedy to fall out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ry to eat into the portion of the surplus they apportion to their agents and intermediaries. But that of course would be collectively suicidal, since an underfed ‘army’ tends to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out an ‘army’ to protect the capitalists ( that is, an extensiv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has no secure way to survive. )。〖《脱思社会科学》,同上, 123-4页〗
我们为民工的权益和呼喊,终极目标是为达到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同上,168页〗。我们的斗争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经济垄断和文化主导,使资本主义实现其本性,使市场实现其本性,将我们为人类自由的斗争导向人类的平等化,消除一切象民工和下岗工人那样的低人和非人主体,实现一种‘世界社会主义’。〖同上,206页〗为民工呐喊就是为了还给他们曾被许诺的社会主义公民待遇,这是一种决绝的斗争,是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跨国资本,与市场与国家的勾结的殊死斗争。一点待遇的改善,赵本山式黄宏式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式的话语麻醉,不是我们的争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将平等的社会主义实现到民工们身上,从让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享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权利开始,最终使中国的劳动阶级真正自豪于自己身上的那种‘有机自然’,去存在并创造!
三、阻挠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的认识的几大障碍: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延伸(社会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的持久搭接与极化、由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的困难转换、掩盖在民工问题级背后的中国未来的阶级、脑体、男女、城乡歧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隐忧
A. 使我们身上总是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论有个交待和托付
巴利巴这个马克思理论的精读派和华勒斯坦这个将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也看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机部分的作者,最近逼入了我的视界。在阅读中我发现,他们两人可能是帮助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消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制造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偏见和幻影,重新零度地阅读马克思,用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时代新出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阶级苦难和阶级斗争的很好的路径(阿尔都塞教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这一点:马克思有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但问题还得由我们来提,我们必须在当代‘为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作为一种科学发现,本身是在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如何 使我们避开革命政党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着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去遭遇作为科学和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因此也许本应译为《为马克思》、《成全马克思》?〖《阅读<资本论>》,Ben Brewster英译,1970年,46页〗)。他们两人本来是道不同、不相谋的二十世纪两大普遍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年鉴派的传人,是我们时代的各种新问题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合写的《种族、民族、阶级-论各种暧昧的身份》,是这两大普遍主义关怀的当代汇合的反映,很值得关心民工这样的阶级身份分析的中国读者关注。
在进入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民工这样的当代阶级分化问题的阐释之前,有必要先来谈他们两人对他们自己身上,和150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清理,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清理来看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清理自己身上总是已经以某种样式存在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在必然会成为某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现实下,去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将现实关心得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总是件不容易的事: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的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同时从来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存在方式的,甚至如华勒斯坦所说它本身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没有它,资本主义也不会有今天);而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我们用来批判各种知识和话语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也是时刻需要我们去批判的,我们总是象骑手射着活动靶的。
这两个作者在当代很不客气地将马克思重新读成一个‘作者’,一个问题重重、有时是隐含着危险的伟大作者。华勒斯坦:‘…no thinker , however insightful, can ever state thing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re correct 100 years later. The very evolution of the 100 years creates additional empirical real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bstractions must be modified.…Marx would have 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differently in 1948 than in 1848, and Capital differently in 1959 than in 1859. We must do the same.’〖《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51-2页〗我们没法不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必须重创马克思主义。巴利巴:马克思拒绝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天也能看穿恩格斯想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个体系的手脚,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精读,使马克思成为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122页〗马克思不是学院派、不是专业思想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或革命活动家。他也只是象我们一样出于自己的良知安慰的需要,而对受压迫、受剥削者的苦难作出了描述,为改变他们的命运而呐喊的一个书生,他也为必须如何呐喊这一点而苦恼。他的与布朗基们、杜林们、拉萨尔们、克鲁泡特金们的斗争,并不证明他的立场的唯一正确,而是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人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坚定、执着,和对实现过程的屈折和迷离的当真和负责。马克思在我们时代必然会成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未被他选择、但仍苦苦求索而成为的他的传人(《中国和欧洲的革命》〖《选集》,12卷,纽约,1979年,94页〗中马克思说过一段很让中国无产阶级丧气、很是欧洲中心论的话:It would seem as though history had first to make this whole people(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民) drunk before it could rouse them out of their hereditary stupidity…It may seem a very strange and a very paradoxical assertion that the next upris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ir next movement for republican freedom and economy of government, may depend more probably on what is now passing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天朝)),也必须以他的精神将自己超度和重生到某种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里去。民工和下岗工人这样的问题,正在强迫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阶级分析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说得上流一点,我们说不定可以用中国的新的阶级、新的剥削和压迫问题,来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欧洲中心论式的人类解放筹划重作构图。
在当代重读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后,我们对民工问题的讨论需从下面的问题开始:什么是无产阶级?巴利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54-5页〗作了一个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新无产阶级、民工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的讨论:In reality,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is not so much that of a particular ‘class’, isolated from the whole of society, as of a non-class, the formation of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s the dissolution of all classes and primes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or this reason, when speaking of it, Marx employs, for preference, the term ‘Masse’ which he turns round against the contemptuous use made of it by bourgeois intellectuals in his days. Just as the proletarian masses are fundamentally propertyless (eigentumslos),they are fundamentally ‘without illusions’(illusionslos) about reality, fundamentally external to the world of ideology, whose abstractions and ide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relation ‘do not exist ’for them. The Manifesto will say the same thing, illustrating the idea with phrases which have since become fanous, but which today seems derisory, such as ‘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Similarly, they are free of the beliefs, hopes or hypocrisies of religion, morality and bourgeois law. For the same reason, they could not have ‘idologues’ proposing to instruct or guide them—‘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Gramsci would later term them. (Marx certainly did not see himself as anything of the kind and this produced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when it came to conceptualizing the function of his own theory with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ere again, Engels was to make the decisive step by bringing the expression ‘scientific socialism’ into general use. 我们必须象巴利巴那样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在当代形成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当代新无产阶级的一种‘理论’,来分析民工的阶级地位问题,否则,一动口,就会落进现存意识形态的框架和腔 调里。民工问题使我们必须重新斟酌和敲定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关系。
B.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搭接和今天的新对抗
十九世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三大思想主流,马克思的从德国向法国、英国的流亡也象征着他与自由主义的交锋的不断尖锐化。今天的新左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是这两大思想遗产之间的争锋的后续。
华勒斯坦这样来勘定十九世纪三大思想潮流对我们过去20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统治和它们在今天的流向:They were all world-systemic ideologies.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conservatism was the first to emerge institutionally. It is clear that the new recognition of the normality of change posed urgent dilemmas to those of a conservative bent. Edmund Burke and Joseph de Maistre saw this clearly and quickly…Liberalism is the natural ideology of normal change. But it needed to become an ideology only after conservatism had emerged. It was English Tories who first called their opponents ‘liberal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o be sure, the idea of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b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tate had a long history that predates this moment. The rise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brought in its train the advocate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John Locke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symbolic incarnation of this line of thought. But what emerged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liberalism as an ideology of consciously enacted reform, and this did not really existed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is is also why I believe the oft-cited difference between early 19th century ‘minimal state’ liberalism and late 19th century ‘social state’ liberalism misses the point. The exponents of both had the same conscious political agenda: legislative reform that would abet, channel, facilitate ‘normal change’.
Marxism then came along quite late as the third ideology of the 19th century world. Perhaps some would prefer to think of socialism as the third ideology. But over time the only variety of socialist thought that became truly distinguishable from liberalism as an ideology was in fact Marxism. What Marxism did, as an ideology, was to accept the basic premise of liberal ideology (the theory of progress) and add to it two crucial specifications. Progress was seen as something realised not continuously but discontinuously, that is, by revolution. And in the upward ascent to the good or perfect society the world had reached not its ultimate but its penultimate state. These two amendments we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 entirely different political agenda…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three ideologies were all statements about how politically to deal with ‘normal change’. They probably exhausted th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for plausible ideologies to be insitutionalized in the 19th century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6-17页〗实际上,在今 天可能也是如此,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折腾外,我们还能找到哪些新的政治空间、新的论争话语储备?也许,从今以后,我们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压根就不在于为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说得通的、可行的意识形态了?
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真有那么对立,那么互相反对得旗帜鲜明?华勒斯坦继续写道〖《脱》,同上,53页〗:十九世纪的三大意识形态都把进步神话当真。They merely argued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organizing myth (指那个进步神话)for political action. Liberals were those who celebrate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as the bearer of human freedom. They advocated extending the benefits of human progress to groups and countries which had to that point been left behind. Conservatives were those who deplored the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cy (a reality they would not accept) and argued that individualism was not freedom bit a license for rapacity. Freedom was to be found in the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Marxists too believed that the middle classes had risen and defeated the aristocracy. They argued with liberals that the bourgeoisie had been the bearer of human freedom but they also argued that bourgeois freedom was, as the conservatives said, license for rapacity. However, they added, through the inevitable dialectics of history at a higher state of progress, the proletariat would, in turn, overthrow the bourgeoisie as the bourgeoisie had overthrown the aristocracy.
马克思总是因其亲和性而将自由主义者斯密和李嘉图当例外,而马克思身上的经济决定论很少自由主义者能及。总体来说是马克思很开放地借用了自由主义中一切可用的遗产。在英国时期,在不说到人类最终解放问题时,马克思实际上一直是在与自由主义联手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我们今天可以好玩地看到,1948年以前的马克思甚至是默认了无产阶级在条件成熟、完成其革命前,可以先去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自由民主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马克思默认,是无产阶级进行(继续)革命的跳板。华勒斯坦在对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科学的回顾时,就说到马克思主义加自由主义就是整个欧洲社会科学三大件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燃料。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笼统讲的大学文科研究看来有两大任务,一,重新定位各反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的策略,二,重新定位社会科学的策略,我们总是脱不了过去二百年的社会科学经验实践的,说到底总仍需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对抗提 升到新的更高层面。〖《脱思社会科学》,同上,37页〗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是与它的主要对手自由主义的不间断的论争和斗争中不断改进的‘理论性实践’。用今天的眼光看去,我们尽可以说,1890年-1990年间的革命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可能只是一种组织教条而已,并没有给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增加任何新东西。在现实中决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种作者叫做马克思的学说或系统。〖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2页〗马克思只是一个永远在重新开始的哲学家,身后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草稿和研究计划……〖同上,6页〗马克思就象为‘中国革命’苦寻找‘方向’的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在每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都遭受实践、精神、心理上的重大打击,要重新找出继续革命的理由一样,在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也是深受打击,体受到了热情的幻灭。1848年革命使他看到了‘无产阶级’面对政变和流血时的被动性。他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使命开始动摇。他放弃了‘永久革命’的观念,放弃了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政治计划。他从此都不敢再用‘无产阶级’一词,在《资本论》中,所有他会用无产阶级一词有地方,一概都是‘劳动阶级’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很沮丧,看到了历史总是在拣坏的方面走:不可预期的进程、其复辟之逆流、千万人死于战争和冲突。他沮丧到了停止《资本论》的写作,开始去学数学和俄语来求安慰的地步。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对马克思的精读,就是要我们去注意1848年、1871年在马克思思想中落下的断裂。马克思也是象我们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不是象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一杆了走到黑的铁血psychose。在马克思主义者痛苦地徘徊着时,自由主义总在一旁诱惑着他,两者之间总是只差一步:议会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要什么借口就有什么借口,总是可以潇洒地口头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默认自由主义的圆到,好处和舒服同时得到。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必须领情,没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就变成了好好主义、和事佬主义、诸葛亮战胜了三个臭皮匠主义的没劲,正是马克思主义使它成了一种堂皇的主义。而在自由主义成为整体上下文的情况下,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很勇敢和悲壮的事,自由主义也因此成全了马克思主义的气节。
当马克思从政治的首都巴黎流亡到经济的首都伦敦,他的眼光也从推翻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相矛盾的资产阶级主导,转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模式中隐含的矛盾的解决上,从黑格尔的权利国家(Rechtstaat)对社会的霸权,到了斯密,尤其是李加图的完全基于劳动 的量化的价值的解剖,和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换而对市场进行自动调节的这一自由主义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从一种革命理论,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物化分析。它留在二十世纪流向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有机意识形态这一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布迪厄的‘国家之贵族’、‘象征暴力’,法兰克福学派、勒布夫、Guy Dbord, Agnes Heller的物化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学、商品的逻辑和价值象征理论,Maurice Godelier, Jean-Joseph Goux, 或Castoriadis, 波依雅的被金钱和法律之语言结构化的社会想象空间分析。〖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78-9页〗这是我们在当代看新左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所需的一个历史地形图。
C. 民工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所有种种暧昧的身份问题,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连接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男女分工、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中国还未有机会真正露脸的民族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各种面相
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分化、无产阶级化中的进一步等级分层的问题。在中国,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通过其各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政策,去进一步强化这种阶级分化和差异的问题。民工问题是活着的当代人为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的政治继续付出代价的问题。巴利巴:阿尔都塞使我相信,劳动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第二位的和剩余的现象,而是今天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它们决定着各种革命性转变和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日常组织的立场角度。毛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剩下的,我看是这样一种眼光:‘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在现实中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倾向之间的不稳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重新在其社会主义国家里引入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国家与公民社会、政治与经济、市场经济与阶级斗争脱钩,后者达到自治,并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推诿成‘进步本身之矛盾’,进步成为其意识形态。这种强大的国家装置和自治的个人经济行为之间的幻想中的完美结合,成为我们时代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而这是马克思曾那么反对的自由主义二元论。〖《种》,同上,2-3页〗
从统计上看,从来没有超过一半的劳动阶级被无产阶级化。工资劳动者更多的总是仍处在半无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家庭除了工资收入外,总还在生产另外的真实收入:比如说生产家庭自我消费品,或在本地销售的产品,或任何能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文明》,同上,27页〗。中国的农民和民工是最典型的这种半无产阶级。中国的民工现象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家降低基本工资,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一种手段。剥削民工不光是剥削民工本身,也顺带剥削和掠夺了民工的家庭,他们在城镇拿到的最低工资里,已被扣除了同时对他们居住地的妻儿老小的未被国家化、体制化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篡夺!‘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mmediate ways for work forces to increase real income has been the further commodification of their own labour.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proletarianization has been the world’s work-forces themselves. They have understood, often better than their self-proclaimed intellectual spokesmen, how much greater the exploitation is in semi-proletarian than in more fully-proletarianized households. ’〖同上,37页〗民工现象在中国决不是特殊的,它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里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民工这种社会身份是我们的国家‘生产’出来的。民工这种社会身份的设定,是一种更大剥削的需要,是国家、资本和资本投资者的需要,将被不断维持。象户口,临时居住许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对公民的搬迁限制,对壮劳力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或远距离隔离,都是国家与资本结合来控制劳动力,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阴谋(一个有民工这样的阶级来生产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也只不过是:a set of rules or constraints resulting from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our major sets of institutions: the multiple ‘nations’, whether fully recognized or struggling for such public definition ( and including those subnations, the ‘ethnic groups’), in uneasy and uncertain relation to the states; the classes, in evolving occupational contour and in oscillating degre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come-pooling units engaged in common householding, combining multiple persons engaged in multiple forms of labour and obtaining income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uneasy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es. 〖同上,64页〗这个市场里包括了家庭劳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义式社会主义市场!)。从长远看,民工现象也是国家为了逃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一再推衍对绝大多数的公民的平等的福利权利和要求的计谋,强制家庭成员为其余的成员负某种福利责任。〖参看同上,52页〗
而另一方面看,民工的身份划定又是各种资本力量不断通过政府和国家政策和力量强加它的反平等的再分配的途径。民工问题是国家长期对农民,对于农村的以土地为根的劳动力储备的无情掠夺和毁灭性开采、掠夺的残酷的继续。他们是半无产阶级,但看上去又有点象国家的半奴隶!
可是,对于农民和民工来说,‘阶级斗争无从说起’,本质上,斗争总是在‘资本积累者’之间进行,这是国家和资本家高兴看到的;阶级斗争总成了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农民、民工和其它半无产阶级总是先已被晾在一边。〖同上,63页〗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群众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无产阶级的名头下,仍有各种被强行划定的二等三等身份,民工这个身份是最新的一个捏造。在1949年到现在的国家资积累中,人口中90%的人作出了牺牲,有时是不吃不喝(而这本来也是很好的扩大内需)地来搞‘社会主义’的经济,还要叫由无产阶级落魄为群众的人民去搞阶级斗争,而实际上,这早已是农民和城市福利阶层和国家官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了。中国的农民和民工过去没轮上过阶级斗争,将来要轮上看来也玄。‘说实在的,历史上,有产阶级是唯一有过的阶级’〖巴利巴,《群众、阶级、观念》,同上,94页〗,阶级斗争只发生在有产阶级之间;中国农民和民工面对的永远只有种姓、秩序、户口、临时居住证、盲流遣送……。
但每一种社会身份都以其余的所有身份为上下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集体象征。‘民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当代生产关系实质,其制度环境不改变,民工问题就不会消失。我们可以自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其实有多少条政策、法规、内部边界,在阻止一个农民按真实的市场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身上的劳动力不也象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棉花一样,由于国家的无论多么好心的干预,而得不到其合理的市场价值?民工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象他们丰收和粮食和水果一样,在各种资本力量垄断的市场中被倾价恶销掉了。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需要民工:1. 他们灵活可变,不需要为其将来的发展或养老保险先期支付什么,总之是不用为所有非利用劳动时间预付租用费;2 .可根据投资者的成本考虑任意重新再置,重新布局、部署 ;3.可通过拖欠、克扣、非货币支付手段等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民工家庭的临时和本地生产实际上是对民工基本工的一种‘补贴’,是在间接地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作贡献!)。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在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者在这一人口里又细细分出等级、内外,在各边界和分层的地方设置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干部,来保障其积累的顺利进行。〖华勒斯坦 《种》,同上,108页〗在民工问题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残忍的社会主义策略,民工问题是它制造的阶级差异、阶级等次增生的一个例子而已,民工现象一定已蔓延到了我们社会中别的阶级分层上了。
国家是制造国家内外的各种边界,尤其是国内的、甚至是市场内的各种内在边界(innere Grenzen, 费希特), 看不见的边界的作蛹者。无论是一个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还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甘肃民工,他们的头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到同一堵国家所拦着的墙上。可怜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用来造成各种内在边界的桩柱!这样的新劳动阶级连无产阶级都不是,他们过的是一种‘非生活’,一种‘有待去过的生活’,他们的‘家’,只是一个几乎是家的‘家’。〖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Verso,2002,83页〗获得最高的工资价格的总是携带着继承性、积累性物质和象征资本的中产阶级教育体制里制造出来的男性劳力,一路下来就是民工、女工、童工、难民、等等这样的身份等级。民工问题牵连到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无限地制造新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和工资差异的一大串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的关心民间疾苦,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一下子变成一个棘手的事。它事涉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妇女劳动、童工、外企、私企职工等群体的利益与得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了。各种资本力量将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制造出新的阶级差异和阶级苦难,我们知识分子想去关心都关心不完。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一遇到这些问题,国际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所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斗争,又得在中国重演一遍:工会、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所有的社会立法问题都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关心,还存在一个是否关心得公平的问题了。而且马上又有一个能否去关心得称职的问题了,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其关心的合法问题,同时出来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职能机关,是要帮助人民找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命运,黑格尔在《权利哲学》里这样说。马克思也说到,劳动分工真正起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从那时起,意识真的可以自诩不只是对现行实践的意识,,它也真正反映了那并不反映任何真实的东西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C. J. Arthur英译,伦敦,1970年,51-2页〗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为某一主导阶级制造借口和幻觉。马克思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阶级的‘积极的概念意识形态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身份,我们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神秘化,不肯让人知道我们能制造出那些意识形态,是 因为我们处在某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特殊性、我们的职业思考方式等等所致。‘理性‘、‘自由’和’‘人类’这样的字眼使我们误认为自己 是无阶级的,是高于别的一切社会实践的。〖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同上,50-51页〗换 句话说,我们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知识、话语替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生产、维持着各种阶级差异。所以,你想想,让国家知识分子去讨论和解决民工问题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在民工争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平等阶级的过程中,民工这个阶级里自己会生产出‘知识分子’,来为它在壮大过程中争夺文化霸权的,葛兰西说,以其技术-思想可租用性来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决不是民工们的同盟!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是通过拉弄市场过程中的各个关节上的‘干部’来维持自己,知识分子怎能挡得住这种拉拢?〖同上,147页〗民工和农民是在物质上和社会生活上最吃力不讨好的阶级,他们被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市场等级的不可避免,被市场规律和来自工头和老板的强压。但也正是中产、小资知识分子拼命制造着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关于美国梦、阿信的故事,用既爱国又改革的新时代精神这样的意识形态去麻醉水深火热中的劳动者。如果有民工参与的阶级斗争,那也一定存在于民工和农民与各种市场‘干部’、知识和脑力生产之间。在未来,我们的各种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想绕开这个农民和民工问题,将是难上加难,知识分子要做成知识分子,也将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是极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一般所说的对民间疾苦的冷漠,而且也因对权力平等这一中产阶级革命理想即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的漠视,而延误了对市场过程中的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求证,这一点甚至都能证明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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