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线性深化还是再出发？
历时两年[de]改革反思和争论，尽管还不乏分歧与争论，但作为一个阶段，争论[de]结果似乎已经浮出了水面。
与此相关[de]消息有两个。其一，人们注意到，在今年[de]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其中提及“体制”[de]29处，无一不与“改革”相连。其二，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胡锦涛指出，要在新[de]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于是，有媒体认为，被广泛认为是自1978年以来对改革方向分歧最大[de]一场争论，有可能在本届全国“两会”后暂告一段落。
但也有更敏感[de]海外媒体发现，这个背景下对改革[de]重申，与其说是改革[de]线性深化，不如说是下一轮改革开放新路径[de]确立。香港《经济导报》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中央政府关于改革[de]精神，可以概括为“四条”，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学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须惠及人民；第四，改革开放不能忘记经济安全，掌握开放自主权。联系到2003年初提出[de]“以人为本”，年中提出[de]“执政为民”，年底正式推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首倡[de]“和谐社会”和2005年提倡[de]“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该文指出，这表明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以往改革得失[de]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新[de]改革开放观，这种新[de]改革开放观可以称之为“共享式改革”，或能够照顾各方利益[de]“均衡改革”。该文预期，再经过一段时间[de]全民反思，这四条会成为全社会[de]新共识。
同样重要[de]是，人们仔细分析一下新[de]改革理念和路径出台[de]前后，就可以发现，在决策层和民众之间，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似乎在开始形成。
首先，这种新[de]改革理念，与两年左右[de]改革讨论和反思是分不开[de]。国内就有媒体指出，“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de]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已经与政策层面产生了良性[de]互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施政纲领中[de]两个关键词，经过三年实践，它们[de]内涵逐步清晰，并在提交给‘两会’审议[de]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具体而集中地体现了出来。可以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de]正式转型”。“两会”期间，在总理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有媒体开展“我有问题问总理”提问征集活动，就有近20万名网友跟帖向总理提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作为人民[de]政府，应该接受群众[de]民主监督，也包括在网上广泛听取意见。
在另一方面，还有海外舆论注意到，在“两会”期间，“一向语无遮拦[de]网民一反过去对改革失当、失误[de]批评和责难，对政府工作报告更关注社会公平、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和发展[de]成果给予积极[de]、建设性[de]评价。分享式改革既是中国新一轮改革[de]主要目标，也是激发民众参与改革热情、凝聚改革社会力量[de]一面旗帜！”
事实证明，不走改革[de]路，中国是没有出路[de]。经济学家钟伟在《不思改革[de]中国顶多还有十年好日子》一文中就尖锐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de]粗放增长迹象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大军[de]无度盘剥，廉价资金[de]猛烈注入，以及近年来廉价土地[de]大规模开发，这三点支撑着中国经济[de]快速膨胀。如果不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果敢[de]进一步改革，这样[de]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2015年是中国经济[de]一个“坎”，到那个时候，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金已是昔日[de]记忆，中国人活得相当疲惫，中青年阶层将发觉，他们面临沉重[de]上有老，下有小[de]赡养负担，而他们自己必须非常精打细算，才能还得上住房、汽车和其余一大堆账单。至于支撑经济快速增长[de]廉价土地供应，是不是也会在2015年左右出现逆转我们仍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不思改革[de]中国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
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新一轮[de]改革即将展开。但这新一轮改革与其说是原来改革路径[de]简单深化，不如说是一次改革[de]再出发。
理性反思是改革再出发[de]基础
历时两年[de]改革反思与讨论，是改革再出发[de]重要基础和前提之一。
在改革反思[de]过程中，一直有人担心，对改革[de]反思会不会导致对改革方向[de]否定，会不会使改革开放发生倒退？事实证明，尽管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de]，如有人力图以意识形态化[de]方式，将民众对某些改革措施[de]不满引向对改革总体方向[de]质疑，但实际上，在现在[de]情况下发生从根本上否定改革[de]可能性，如果不是说完全没有[de]话，也是很小很小。尽管有些人在对具体改革措施[de]讨论中不乏激烈之词，但要真[de]向旧体制倒退，并不是他们[de]本意和初衷。正如有人自己概括[de]，他们反对[de]不是市场化，而是假市场化和伪市场化。事实上，经过20多年[de]改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de]进程已经是不可逆[de]。迟福林曾经将改革中遇到[de]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改革不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严重不到位；二是改革在具体实践中[de]“走形变样”；三是一些具体改革[de]实践有一定[de]泛市场化倾向。可见，中国改革所面临[de]问题及其所进行[de]讨论与反思，确实不是用“左”和“右”、前进和倒退所能概括[de]。
正确理解这次关于改革[de]争论，需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关系、利益矛盾而发生[de]一场关于公共政策[de]争论。有人曾经将改革以来有关改革[de]分歧概括为三次大[de]论争。在这次有关改革[de]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de]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de]论争相提并论。其实，这种简单[de]比附是不恰当[de]。因为改革之初[de]论争和90年代初[de]论争涉及[de]是社会基本走向，涉及[de]是改革要不要进行。可以说，当时[de]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de]。但这次[de]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因此，这次有关改革[de]反思与争论，实际上也给今后可能发生[de]类似分歧与争论提供了可资借鉴[de]经验，这就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地将讨论和争论建立在理性和建设性[de]基础上。
不错，在这次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de]观点和言论。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de]担忧。因为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情绪化[de]争论，会将对改革[de]反思引向一种危险[de]方向。首先，意识形态化[de]讨论会使得本来可以澄清[de]问题复杂化，给实践留下[de]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其次，意识形态化[de]论争，会导致社会中主要断裂带[de]形成，从而使得形成新[de]改革共识和动力更为困难。但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在传统[de]主流媒体上发表[de]讨论文章，绝大多数是理性和建设性[de]，明确在大方向上反对改革[de]，如果说不是没有[de]话，也是极为鲜见[de]。这也说明，参与讨论和争论[de]绝大多数人，是在肯定改革方向[de]大前提下参与对改革[de]讨论和反思[de]。而带有较强情绪色彩[de]，则主要是在网络上。
对于那些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和情绪化[de]观点与言论，关键[de]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它。如前所述，这次对改革[de]争论是发生在利益分歧[de]基础上[de]。就一般[de]情况而言，基于利益之上[de]要求大体是理性[de]。也就是说，其分歧本身是可以讨论[de]，可以妥协[de]，可以在妥协[de]基础上达成一致或共识[de]。即使是那些没有从容并系统表达自己要求条件[de]表面情绪化[de]意见，其背后也基本是理性[de]利益要求。值得思考[de]问题倒是，在我们[de]社会中，理性[de]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de]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以下两个方面[de]原因。一是我们社会中还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de]语言和话语，因此，理性[de]利益一表达出来，就往往成了意识形态或情绪化[de]语言。这说明，当我们进入利益时代[de]时候，我们[de]思维方式和所使用[de]语言没有跟上，我们还习惯使用以前那个时代[de]语言来表述现在所面对[de]问题。第二，在我们[de]社会中还缺少利益要求凝聚[de]机制，直接[de]、只言片语式[de]表达，难免带上情绪化[de]色彩。可以说，社会中[de]利益大多是以一种散射[de]自然状态存在[de]。所以，在西方有利益集团[de]存在。利益集团起[de]作用之一，就是对散射[de]利益要求加以凝聚，使之能够进行理性化表达，并达到在决策中可以进行处理[de]层次。比如，失业人员在国企改革中利益受损[de]问题，如果其要求经过如此凝聚[de]过程，就可能会变成要求补偿[de]具体方案，或是有关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de]诉求。但如果没有经过这样[de]凝聚过程，在网上就可能变成一句简单[de]或是骂腐败或是怀念改革前[de]语言，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骂人[de]话。这是导致利益表达情绪化[de]一个基本原因。
意识形态化[de]问题也是如此。意识形态本来是个敏感[de]字眼，但在这次讨论中却被经常使用。其实，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知道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假[de]，是非意识形态[de]利益在用意识形态[de]语言来表达。比如，人们通常所说[de]“左”、“反改革”，更多[de]实际上是对某些正当利益[de]荒谬式表达。当然也不能否认像吴敬琏先生所说[de]，有人利用民众[de]情绪，想把这种情绪引导到反改革上去。但就使用意识形态化[de]语言来表达自己利益[de]普通民众而言，他们[de]要求并不是意识形态化[de]，与改革[de]大方向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关注[de]是诸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中[de]具体措施及其与他们利益[de]关系。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坚持改革并反对反思改革[de]一方，对反思改革声音[de]理解也往往是意识形态化[de]，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有意识形态背景[de]人对改革[de]反思和批评，以为目前社会中对改革[de]反思会动摇改革[de]基本方向，他们担心得来不易[de]改革事业会由此受到干扰甚至发生逆转。
在这样[de]情况下，将讨论引向理性化，无疑是重要[de]。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理性化更重要[de]是对于改革决策者和研究者[de]要求，而不是对于利益表达者[de]要求。当然，我们期望利益表达也应当更为理性，但在还缺少这种条件[de]情况下，改革[de]决策者和研究者切不可以这种表达[de]情绪化或意识形态化为由，忽视其背后真正理性[de]利益要求。更不能将类似公共政策[de]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科学[de]问题，以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由，漠视情绪化表达背后[de]正当利益要求。评论家曹林这样弱势者[de]情绪化问题：他们[de]话语劣势、身份劣势和心理劣势决定了他们发言[de]情绪化，处于话语优势[de]精英们应该同情并容忍这种情绪化，以宽容理性消弭对立[de]情绪。一个改革[de]既得利益者，一个有着稳定[de]收入来源、在书斋中做专门学术研究、有着较深专业素养、各大媒体争着采访[de]人，讨论起改革来当然能心平气和，话语优势、身份优势和心理优势让他能从容理性地表达自己[de]观点。可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自己[de]声音很难发出来，现实生活上又感觉着切身利益[de]受损，感受着医疗、教育、住房沉重[de]生活压力，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de]话语如何平和，如何理性起来？所以，改革[de]决策者和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能力，即透过意识形态或情绪化表达[de]迷雾，洞悉其背后[de]正当利益要求，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局势，制定正确[de]经济和社会政策。
正在形成中[de]共识
共识往往要建立在讨论乃至争论[de]基础上。事实上，透过改革讨论[de]意识形态或情绪化[de]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为改革再出发所必需[de]基本共识正在开始形成。其中，最大[de]共识就是对改革大方向[de]坚持。我原来也曾经说过，实际上人们关于改革[de]共识远比表面上看起来[de]分歧更大。因为即使是对某些具体改革持质疑和批评态度[de]人，也多是将改革中问题[de]发生，归之为另外一些方面[de]改革推进太慢甚至没有进展。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对改革[de]不满，恰恰是对另一些方面深化改革[de]要求。因此，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来看问题[de]实质。
在此前提下，关于改革[de]具体目标、内容、方式和策略，两年[de]反思和讨论也明显推进了人们[de]认识，一些基本[de]共识在开始形成之中。
共识之一：扭转改革中[de]利益失衡，迈向利益分享式[de]改革。尽管在改革反思和争论中充满分歧，但实际上，“不能仅仅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de]代价和成本”、“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扩大改革收益者范围”这样[de]理念，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对原来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害[de]人进行某种补偿[de]观点，也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即使是坚定主张坚持和深化改革者，也在开始探讨弱势群体和通过再分配来扭转改革中[de]利益失衡[de]问题。可以说，迈向利益分享式[de]改革，是一种开始被广泛接受[de]共识，也是保证改革再出发[de]基础。如果考虑到在前一段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de]情况较为突出，可以说，解决在改革中[de]利益分享问题，目前已经是刻不容缓。因此，在新[de]改革阶段上，社会公平将成为改革[de]题中应有之义。
共识之二：改变内部人改革[de]方式，使民众能够参与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de]利益失衡，不能简单看作是政策偶然失误[de]结果，而是与当时改革[de]特定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是偶然[de]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de]，但我们看到，实际[de]情形是，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de]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而且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赵晓在讨论国企改革[de]时候就认为，正是“内部人主导型改革”造成了国企产权改革蜕变为“权力资本化”下[de]“掠夺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他说，“中国[de]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是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当权者[de]瓜分就怎么来”。因此，在新[de]改革阶段上，逐步形成民众参与改革[de]新机制，已经成为人们[de]基本共识。要解决[de]问题是如何形成这样[de]机制。
共识之三：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de]。在改革反思[de]过程中，人们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改革中出现[de]种种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de]单兵突进有着直接[de]关系。这当中首先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机构改革[de]问题，已经经过几年[de]讨论、酝酿甚至试点，现在已经有了提上日程[de]条件。行政改革[de]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de]不仅仅是服务，同时也要明确政府[de]定位，确立政府[de]公共性，防止国家政策受社会某些利益集团[de]影响。同时，解决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de]制度安排问题，也需要相应[de]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健全法治[de]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重点是以法律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总之，只有这些方面[de]改革能有实质性[de]进展，协调[de]改革才有可能。
共识之四：在改革[de]方式上，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加强改革[de]总体设计与协调。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探索改革[de]路径，而且有利于分解改革[de]任务，以避开意识形态[de]障碍。但在改革不断深入[de]今天，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经开始导致种种弊端。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全面[de]新体制建设，甚至会给某些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留下可乘之机。本来是通过扭曲改革为自己谋取私利，但“这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de]正常现象”一句托辞就逃脱了责任。在这次改革反思中，很多人已经提出改变改革[de]推进方式问题，特别是加强改革[de]总体设计和协调[de]问题。可以说，在改革[de]新阶段上，协调改革和配套改革[de]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共识之五：改革要形成新[de]动力和共识。我原来曾经讲过，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改革动力基本丧失。改革[de]共识与动力[de]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怀有恐惧。因此，改革[de]共识要建立在利益协调[de]基础上。迟福林指出，实际上，如果改革真正面向老百姓最需要[de]现实需求，改革[de]共识自然增多，这种压力也会转化为改革[de]强大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de]提高，老百姓对于透明政府要求[de]提高，国际竞争对政府能力要求[de]提高，都是政府加快改革[de]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适时推出一些和民意顺民心[de]改革是非常必要[de]。但实际上正如有人已经指出[de]，一些有利民生[de]改革往往被难以“操作”为由而搁浅。
共识之六：改革[de]规范化与法治化。一些改革措施遭到人们[de]质疑，与改革推进过程缺乏规范有着密切关系。正如有人所指责[de]，现在[de]一些“改革”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甚至在最涉及利害关系[de]改革中，法律不但缺位，有时往往是故意不做为。比如国企改革，不但是暗箱操作，而且涉及如此重大利益关系[de]动作，几乎没有任何法律[de]介入，在有[de]地方甚至明确规定法院不受理有关纠纷案件。因此，新阶段[de]改革需要将法治作为推进改革[de]重要手段。
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好[de]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明确未来改革[de]基本方向，必须将改革放到一个更大[de]背景中来考量。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de]两大主题，那么，当今中国[de]两大主题就是发展与公平。任何具体问题都要置于这样一个基本背景之中。经过多年[de]探索，这样两个主题已经开始通过科学发展观（包括转变增长模式）和和谐社会这样[de]社会发展理念得以具体化。科学发展观[de]重点是解决发展问题，和谐社会则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公平[de]问题。当然，这两个方面也不是孤立存在[de]，而是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互相渗透，但各自[de]侧重点是非常明确[de]。
但无论发展还是公平，都离不开制度[de]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为这两个大目标服务[de]，是为实现这两个大目标提供制度基础。在这次讨论中力主坚持改革大方向[de]高尚全先生就指出，制度创新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应通过制度创新，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合理、公正、有效[de]解决社会矛盾[de]新机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当前，应深化行政性垄断部门[de]改革，建立规范[de]利益表达、对话和协商机制，推进以规范政府行为为重点[de]政府职能转变。在改革中应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改革为经济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公平竞争[de]环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de]成果。
而这样[de]制度基础，只有通过市场化取向[de]体制改革过程才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过去多次强调过，中国过去20年改革[de]最大成果是脱离了过去[de]再分配体制，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de]基本框架，从而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在改革反思[de]过程中，为了方向性[de]大判断，我们经常需要回到一个更为本原[de]问题上：我们当初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正如有论者指出[de]，只要是经历了改革年代[de]人都知道，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来之不易。这种“不易”不是在于事实判断上[de]困难，而是在于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de]张力。对于计划经济现实中[de]弊端，比如短缺经济、大起大落、经济缺乏活力等，改革之初也很少有人会加以否认，但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则需要冲破重重[de]意识形态阻力，需要政治上[de]智慧和勇气。但不管怎么说，经过20多年[de]努力，市场经济[de]基本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去年出版[de]《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表明，2002年中国经济[de]市场化程度达到69%，高于国际上判断市场经济国家60%[de]临界水平。尽管对其中[de]一些判断，特别是行政权力与市场[de]关系，还有不同[de]看法，但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de]共识已经形成。这个判断一方面表明，在我国，市场经济[de]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另一方面表明，以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为目标[de]改革进程已经接近结束，至少单边突进式[de]改革模式已经到了转换[de]时候。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de]问题是，我们经过20多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de]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de]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de]市场经济？进一步[de]问题是，什么是一个好[de]市场经济？人们从不同[de]角度可以做出不同[de]解释。但我认为，一个好[de]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下面这三部分内容。
从经济[de]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de]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de]是好[de]市场经济，否则是坏[de]市场经济。仅就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体制[de]完善任重道远。首先是市场主体[de]发育。非国有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de]主要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真正成为市场主体[de]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比如，产权制度[de]保护，市场准入[de]公平待遇，融资渠道[de]拓展等。与之相联系[de]国有企业改革似乎限于困顿之中。事实表明，国企不改革是没有出路[de]，但用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de]方式进行[de]国企改革，不仅难以得到社会[de]认同，而且达到所谓[de]效率目标也没有任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探索国企改革[de]新路径。而要实现不同市场主体之间[de]公平竞争，打破垄断，无疑有着非常重要[de]意义。更重要[de]是，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de]新规则，无疑是市场经济改革最基本[de]任务，也是建立好[de]市场经济[de]首要前提。特别是在目前[de]情况下，防止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假市场或伪市场经济[de]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完善市场体制本身。
从法治[de]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de]是好[de]市场经济，否则是坏[de]市场经济。好市场[de]关键是法治[de]基础。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生活中[de]法治基础是异常脆弱[de]。法治完善[de]完善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关键[de]问题是权力与法律[de]关系。可以说，法治[de]健全其实不在法律本身。不解决法律与权力[de]关系，法律[de]条文无论如何完善，都是没有意义[de]。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存在[de]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马后炮式[de]立法方式，即总是在一项改革进程才逐步开始相关[de]立法过程。尽管这对于规范改革后[de]经济活动是必要[de]，但却使改革过程本身远离法治[de]基础。这种情况[de]出现，与其说是立法[de]滞后是一种必然，不如说是与对不争论改革策略[de]错误理解，以及建立在这样一种误解基础上[de]机会主义改革方式有关。在实际改革[de]过程中，已有[de]法律往往被抛置一边，甚至越是涉及重大[de]利益关系，法律被抛置[de]现象就越是明显。
从社会[de]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de]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de]是好[de]市场经济，否则是坏[de]市场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de]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de]问题，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de]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de]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de]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de]问题。大体均衡[de]利益格局是要通过一系列[de]具体制度安排来实现[de]。大体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de]利益均衡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再分配。在市场当中，涉及[de]主要是劳资关系；在再分配中涉及[de]则是税收、国家[de]财政收入和用于社会福利[de]支出。
是改革失误还是有人在扭曲改革？
为了使得今后[de]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明确前些年改革中出现[de]问题之所在是非常必要[de]。但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存在明显[de]分歧。即使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大方向[de]学者中，对于这个问题[de]看法也是不同[de]。
分歧[de]焦点是在于，造成这些问题[de]究竟是由于认识不够，是想出[de]办法不够，形成[de]设计和所进行[de]选择上出现了失误，还是这里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在左右改革，在扭曲改革？这是关于改革争议中一个实质性[de]分歧。这个实质性[de]分歧会影响对未来[de]改革[de]一些重要选择。如果是改革[de]失误，需要改进[de]是改革[de]设计等问题，但如果是有人在扭曲改革，问题就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解决改革推进[de]机制，包括形成反扭曲机制。比如，在类似象公车改革这样[de]改革中，如果不能形成有效[de]反扭曲机制，改革[de]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de]，改革收不到预期[de]结果[de]可能性是很大[de]。所以，这个判断不是无关紧要[de]。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de]是什么样[de]问题就大体可以判断了。出现[de]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往往都是在厉害相关[de]问题上出问题，即大多都涉及重大[de]利益关系。第二，出[de]错不是散射性[de]，即这次是对这些人有利，下次是对另一些人有利，而我们看到，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de]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第三，大体上说，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第四，总是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基于这样[de]几点，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de]问题，就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偶然[de]失误。真正[de]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de]既得利益群体在有意扭曲改革。这也是改革面临[de]重大风险之一。
扭曲改革[de]机制是如何形成[de]？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本身[de]变化。大[de]社会变革过程总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制[de]变革，实际就是一套规则[de]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de]变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组成[de]变化。在改革[de]第一个阶段上，体制改革处于更主动[de]状态，体制[de]改革造成社会结构[de]变化。体制每变一步，社会当中不同[de]人群，不同[de]阶层，不同力量[de]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力量更多[de]是适应体制[de]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新[de]社会力量开始生长出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定型，即我原来多次说过[de]“结构先于体制定型”。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逻辑就变化了，结构反过来左右改革[de]进程。扭曲机制就是在这样[de]背景下形成[de]。扭曲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de]？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de]制定，一个是决策[de]执行或改革方案[de]实施。
扭曲改革[de]机制首先表现在，在前些年改革[de]过程中，普通人[de]福利减得快，强势群体[de]特权削得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de]例子，国有企业[de]改革是最艰难[de]改革之一。90年代中后期进行[de]以减员增效和国企改制为内容[de]改革，使几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样一种力度[de]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体得以实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de]，则是公车改革。一个经常被援引[de]数字是，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公车[de]弊端，无论是从所涉及[de]资源[de]数量，还是不合理性，甚至都不亚于国企。因为公车一年[de]开销要超过国企一年全部[de]亏损。但问题是，一辆小小[de]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de]方案，不断[de]试点，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以致有人说，公车改革开始成为一场闹剧。类似[de]现象在我们[de]改革中是相当普遍存在[de]。
其次，是将改革扭曲为财富[de]掠夺。最明显[de]例子是国企改革过程中[de]对国有资产[de]瓜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所称[de]“掠夺经济”开始出现。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de]利润。实际有两个百分点[de]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在最近几年中，低价征用农民[de]土地，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这个数字，既可以看作是国家损失，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农民被掠夺[de]。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