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目前问题[de]结：权力与市场
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一种好[de]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所面对[de]问题还是改革所要承担[de]任务，都有了明显[de]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de]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de]昌盛和人民[de]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de]……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de]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de]、法治[de]市场经济[de]方向，演变为所谓[de]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de]，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de]改革。
目前在改革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上[de]一些分歧，是与如何判断改革在目前阶段所面对[de]问题有关系[de]。这种分歧上升到意识形态[de]层面，就是“左”和“右”[de]对立。反过来说，意识形态上“左”和“右”对立背后[de]结，就是对这个问题[de]看法[de]分歧。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de]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de]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这些两分法重叠起来，似乎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de]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de]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de]，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de]。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de]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指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de]特征，而是看它[de]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占支配地位[de]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个是弥补不平等[de]。但按照我个人[de]看法，再分配和市场[de]作用在中国是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de]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de]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de]一个时间里，不平等[de]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de]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de]扩大所致。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de]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de]，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de]东西，是此消彼涨[de]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de]那个基本假设可能出了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de]权贵资本主义[de]问题。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de]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de]权力。而我们在改革中所出现[de]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过“新双轨制”[de]提法，简单说就是要素市场[de]非市场化和商品市场[de]市场化[de]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场中廉价获得资源然后在商品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de]许多关系[de]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共同[de]作用分不开[de]，如扭曲[de]劳资关系，失衡[de]城乡关系，难以整治[de]官煤勾结等。
认识到这个问题[de]意义是在于，可以使我们更明确意识到我们所面对[de]问题是什么。假如按照过去[de]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de]区分左右[de]立场[de]：一方把现在[de]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de]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则把现在[de]问题归咎为权力，需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左右对立[de]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de]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de]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de]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de]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看到其背后社会结构[de]背景。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张维迎先生认为这几个概念也许有点超前，不是没有一点道理[de]，因为其中有[de]是明显[de]趋势，有[de]是刚刚在显露[de]迹象。结构定型应当说是90年代中期以来[de]一种明显趋势，尽管中国还出在剧烈[de]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de]趋势是很明显[de]。在逐步定型化[de]结构中，精英[de]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de]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de]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de]现象来时出现。在最近这些年[de]改革中，赢者通吃[de]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要清醒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改革面临[de]问题，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de]这些变化，哪怕是刚刚显露[de]迹象，我们也要有足够[de]警惕。
新阶段改革[de]共识、动力与策略
在新阶段[de]改革目标之下，关键是要形成能够保证改革目标得以实现[de]机制。其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de]新共识与新动力。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de]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de]改革在过去27年[de]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de]过程。80年代[de]改革，既导源于现实[de]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de]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de]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de]理想。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de]年代。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改革[de]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de]热情和企盼[de]改革话语在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de]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de]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de]增加和生活负担[de]加重。要形成改革[de]新共识，造就改革[de]新动力。除了对改革[de]反思和经验教训[de]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de]动力、新[de]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de]阻力，我觉得对既有[de]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de]。特别对这几年改革当中既不是作为改革[de]阵痛，也不是作为改革[de]必要代价[de]一些群体严重[de]利益受损，我觉得应当有矫正和补偿。
推进改革[de]新机制。必须看到改革已经走了20多年，改革推进[de]条件，它[de]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de]变化。特别是，要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建立新体制[de]阶段。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形成推进改革[de]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de]高层次[de]机构。现在[de]问题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de]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de]所谓新体制上。第二，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de]策略。可以将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从改革推进[de]策略来讲，前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上而下[de]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全面[de]转型、全面[de]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后一个阶段，原来[de]摸着石头过河[de]方式已经不行了。现在[de]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de]改革策略。比如，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de]改革，既没有充分[de]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de]立法。
利益均衡[de]机制。在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利益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de]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同时，中央财政安排扶贫开发资金137亿元，重点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中央财政今年还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就业再就业支出1859.8亿元，比去年增长14.5%。但要看到，仅仅有政策是不够[de]。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de]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de]失误，不能仅仅看成偶然因素[de]结果，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de]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de]机制问题。重建这种机制比政策更根本。实现利益均衡要解决[de]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de]成本如何均摊[de]问题。
改革[de]参与机制。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为调整利益关系做出[de]努力，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民意[de]一个正面回应。这表明，在我们[de]社会中，不是完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我们现有[de]利益表达机制，具有反馈慢、成本高[de]特点。在我们现实[de]生活中，往往是下层[de]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甚至是通过犯罪、治安等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但这样[de]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因此，在改革[de]过程中，需要形成一种成本低、反馈快[de]利益表达机制。这就是民众在改革中[de]参与机制。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de]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有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de]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很可能使必需进行[de]改革因损害民众利益而达不到预期[de]结果，甚至造成种种社会矛盾。其实，包括我们今天进行[de]反思与讨论，都是参与机制[de]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是不容质疑[de]，改革讨论成为禁区，必然会对改革[de]参与机制造成严重损害。
改革[de]反扭曲机制。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de]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de]利益主体追逐利益[de]行为，只要是合法[de]，就都是正当[de]。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同群体利用改革[de]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几乎是一件必然[de]事情。这样就可能导致改革在实践中[de]走样变形。关键[de]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扭曲改革，而是在于在改革推进[de]过程中有没有相应[de]反扭曲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对改革实施过程及其效果[de]监控，也包括在政策上[de]应对措施。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