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已经对世界各国[de]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de]挑战和全新[de]要求。全球化进程中[de]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问题也日益为各国政府所密切关注。
一、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职能转变[de]新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de]推进和新[de]世界性经济运行机制[de]启动，跨国公司、全球金融机构、世界性经济组织等成为主要角色先后登场，各国经济[de]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全球范围内[de]组织国际联合、控制资源流向、影响经济生活、引导文化潮流、操纵信息媒体，深刻地影响着主权国家[de]社会生活，也对传统[de]权力运作带来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de]经济超出民族国家[de]调控能力，迫使人们去寻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国家所承担[de]社会福利职能转让给跨国机构。对于政府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政府提供了更为广阔[de]发展空间。主权国家间[de]相互依赖性既有利于用规则贸易取代强权贸易，从而给予发展中国家自我保护[de]手段，也将为国际经济[de]发展提供新[de]机会。由于在客观上要求分工[de]深化与市场规模[de]扩张，全球化也推动着生产从国内区域间分工向国际分工发展，推动着销售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扩张。在追逐规模效益与分工效益[de]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协调其生产与经营活动[de]格局，推动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de]高速发展。大量[de]国际资本流向哪个地区，就会加速哪个地区[de]发展。同时，全球化也为各国[de]经济发展提供了平等[de]机会，各国都在力争创造良好[de]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因此，全球化无疑拓宽了政府活动[de]空间和领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de]后发型国家，中国要成功地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在全球化竞争中立稳阵脚，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得力[de]政府，求真务实、具有强烈责任感[de]政府，放眼全球、目标远大、应急有策、精干高效、运转灵活[de]政府。但现有政府管理体制仍旧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de]可预见性和法规[de]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de]理念很难植入。从依法治国[de]理念载入宪法到有法必依成为行政主体[de]自觉行动，中国[de]历程十分漫长。另一个严峻[de]事实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de]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de]指示办事、看上级[de]脸色办事、搞“暗箱行政”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造成垄断经济，即“权力经济”，其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壁垒限制；长官意志，一言九鼎；行业垄断，为所欲为；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匮乏。这些表现都与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de]实际运作方式还不够规范。在政企关系上，我国政府还未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权力性干预和管制依然过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滞后，实质性[de]审批范围过大。在市场机制[de]培育上，我国政府[de]依法管理还很不完善，对经济[de]干预依然过宽，缺乏现代[de]公共服务观念。在管理队伍上，我们还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驾驭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进行宏观调控[de]政府人才队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对经济[de]控制能力将受到挑战：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绕过东道国政府[de]控制，可能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de]投资环境、法律透明度[de]高低和劳动力用工制度，随时转移生产和投资。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de]服务型政府[de]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政府从传统[de]行政命令方式转变为行政指导方式，从刚性行政转变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de]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变革
改革开放前，中国[de]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实践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论(政治与行政不分)和古典[de]官僚制度(韦伯[de]科层制理论)。结果，政府往往以政治[de]方式对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de]方法对待政治(如资源分配)，并由此导致了一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de]制度性腐败。更为重要[de]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de]公共产品，这一理念是导致政府扩大对经济生活[de]干预[de]重要价值原则；同时，政府是外在于市场[de]公共权力机制，这一观念造成了政府与市场[de]脱节，使得政府运作缺乏市场效率，市场运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de]公共行政理论是融合了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有效性)为目标[de]管理改革模式。它极大地突出了市场理念和公众[de]重要地位。
在强化市场理念方面，新理论将政府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中加以通盘考虑，详细评估政府[de]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公共职能对市场供求[de]影响；认为应该将公共服务视为重要[de]市场领域，将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场机制与公共机制[de]结合；讨论政府在注重公平与公正[de]前提下提高资金运用[de]市场效率，把政府服务[de]质量提到前所未有[de]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务[de]社会化、社区化和社会自愿服务，强调在不同[de]服务机构间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检验。这样，政府就不再是单一[de]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其管制和审批部分[de]权力将大规模释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资源[de]公开发布程度和提高贸易政策、法规透明度[de]要求，使政府内部机构变革成为必然。
在政府与公众关系方面，新理论强调顾客取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并通过建立企业化政府来提高政府[de]能力与效率，使公众获得更多高质量[de]服务。在实践中，全球化使政府与公众[de]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投资来源[de]“非本国化”、经营活动[de]“非本土化”、交换[de]“电子信息化”以及国际民间组织力量[de]日益“自治化”，都使公众和公民社会在社会生活中[de]自治式运作能力、承受各种风险[de]自主能力大大加强。这对政府管理提出[de]要求是：加强对社会力量[de]利用和公共服务[de]社会化，不再从管理主体[de]角度考虑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会与公众[de]立场上考虑政府如何为公众服务、对部门内部[de]组织结构进行改革。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