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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经济学的关键词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里乾坤宽展。”又记得最后四行是“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如此的闲适哲学,正是效率的真义。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行为:一个经济学的论文》(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讲的是人类行为的通论,经济学是捎带着推导出来的。经典名著,可惜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的启蒙老师的著作,国内长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奥地利学派的“中兴”也只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这一学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战以后“作鸟兽散”,撒的满世界都是,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就是以各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详细说过了)。用大陆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没有硬件的软件就是“无米之炊”。当然,没有软件的硬件只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米”。不论怎样说,软的毕竟是软的,知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选择“不知道这件事”。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所用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只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

  用上面的例子说明这件事,关于虾和梨的味道,吃法,以及他们可以提供的其他方面的享受,所有这些都是知识,现在已经没有成本。可以选择的是虾和梨的数量,但这是免费午餐,所以虾和梨对你而言也是没有成本的。你在乎的,在这里是稀缺的“资源”的,其实是你的胃口的容量。胃口成了达到你的“自我”(self)的目的的唯一资源,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于是有效率的选择是:这个容量的若干部分应当用于产生“吃虾的享受”,其余则用于生产“吃梨的享受”。“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说知识没有成本,是说一旦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不知道的知识是要费高昂代价才可获得的。美国为“知识产权”四处与发展中国家打架,当然是为了让人家补偿知识所有者获取知识的代价。在没有分工的时候绝不会有这类的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知识的所有权是分工的产物。分工的好处是节约劳动时间。分工能够节约劳动时间是由于专业化和知识积累。这些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里说过了。分工越发达,每个人的闲暇时间就越多。可是怎么大家都越来越忙了呢?我这么写的时候,就看着屋角那只一寸见方的巴西龟,它可是不计较时间。《大英百科全书》(儿童版)说:“turtles  taketheirtime”。它不在乎时间一定是因为它天性缓慢呢?还是因为它

  道得太少?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忙碌首先是因为知道得太多,其次是知道我们还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意识到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这句话而言,我想英语一定更清楚同时涵义丰富:“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忙,是因为时间金贵。时间的成本就是选择如何使用时间的成本。分工固然节约了很多时间,可是分工的重大代价是没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一定愿意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因为“知道”就是知道机会的存在。机会越多,选择的空间越大,选择的价值就越高。如果你是人类学家发现的那个非洲土著,觉得吃虾简直匪夷所思(相当于我看人吃白蚁的感觉),你在上面那顿免费午餐里的选择的价值自然因此而大大减低。所以,分工越发达,人们越有动机去知道别人知道的事。上面说的第三点最重要。知识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部知识的“互补性”,大学生具备小学的知识和中学的知识会学的更好。工程师知道经济学知识可以更有效地设计项目。经济学家知道哲学或心理学,可以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知识的互补性,当一个学者在单一方向上探索了很远的路程后,会感到有必要在其他相关的(互补的)方向上也往前推进。这个道理在博兰倪看来就是原创性思考所需要的“隐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他是指存在的思考者脑海中的不被注意但对思考有潜移默化影响的知识。(见Michael  Polanyi,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这个英文词直译应为“沉默的知识”。我们知道得越多,凭了知识的互补性,我们知道存在于我们脑海之外的应当被存入脑海的“沉默的知识”也就越多。所以苏格拉底说他只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香港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面临太多的诱惑,因为香港聚集了如此巨大的信息,当然主要是与商业有关的。随便你花一点时间,知道一点商业信息,就可以赚一笔钱。赚一笔钱之后想知道更多的商业信息,赚更多钱。于是你意识到有更多的信息(和赚钱的机会)需要去获取……这样一来,你就专业化了,也就异化了。异化意味着你变成了“它”的奴隶,是“我”之不欲成为“我”而要成为“他我”。为什么自利的人追求效率的结果反倒个个都走专业化的道路呢?不是应当“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吗?这个问题真是对经济学的挑战。就我所知,只有斯坦福大学的老经济学家西多夫斯基写了一本书叫《没有欢乐的经济》试图解答这个问题。(Tibor  Scitovsky,The  Joyless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真正求解还要从社会经济制度中去寻。这也许是《三谈经济学的关键词》的主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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