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模式[de]转变
经济增长模式[de]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至少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市场规则[de]重建；二是市场主体[de]重构；三是政府行为[de]重塑。为什么把市场规则[de]重建摆在首位呢？这只是表述上[de]排序，并非实践顺序。其实这三方面[de]转型都具有同等重要[de]意义。
第一，市场规则[de]重建。市场规则[de]重建，一是并轨原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de]规则；二是产权原则，建立健全以个人产权为基础[de]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规则；三是法治原则，确立法律至上[de]神圣性和公正性[de]法治意识形态规则，完善市场经济[de]立法、司法、执法[de]规则。（1）公正、公开和公平规则[de]重建。首先将双重规则转为单一规则。其次，市场准入和市场待遇方面[de]并轨规则，变垄断为竞争，减少差别性和歧视规则，实行普惠规则，从而逐步建立统一市场[de]公平、公正[de]竞争规则。再次,透明化规则，既是政务[de]公开及其管理层内部文件和法规文件[de]公开化、也包括所有经营单位、公司信息披露[de]透明化。（2）产权规则[de]重建。产权规则[de]重建包括：产权自由、产权界定、产权交易和保护等规则，其中最重要[de]是产权自由和产权保护规则。产权规则重建[de]基石是一套完善[de]个人财产规则，由于存在个人产权包括信用产权[de]社会确认和界定（没有个人信用证明）以及保护上[de]缺陷，我国[de]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有缺陷或不透明[de]，民营资本在香港[de]打折上市或被低估就是明证。因此，完善个人产权规则非常重要。（3）法治规则[de]重建。法治规则是市场经济[de]灵魂，是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及其规则[de]法律体现。其核心是法律至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行事，有法必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令行禁止。它包括立法、司法、执法规则[de]透明性、公平性和正义性。法治规则[de]重建涉及到宪政改革和司法独立，必须有一个长远[de]总体目标。从中短期来说，最重要[de]是建立健全维护个人产权[de]法律规则（集体和国家产权可视为个人产权[de]集合）以及与此相关[de]部份经济领域[de]规则，如独立审判等规则。这是市场规则重建[de]基础中[de]基础，核心中[de]核心，灵魂中[de]灵魂。
第二，市场主体[de]重构。企业转型[de]实质是重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20多年改革最大[de]成就之一是从零状态[de]市场意义上[de]企业发展为如此众多[de]具有市场特征[de]企业。企业是国民经济成长和GDP增长[de]主要贡献者。但是，我国企业[de]成长与GDP[de]高速增长并不相称，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de]核心竞争力，缺乏世界级大企业（如果不计垄断资源型大企业）。这是为什么？这与我国企业[de]创业方式、治理结构与赢利模式有关。从创业方式看，许多企业靠[de]是吃政策偏饭，搞“倒卖”方式起家[de]。。从治理结构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问题。从左看是“信托责任”问题，代理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应负[de]信托责任；从右看是产权所有者责任即委托人[de]问题，委托人或缺位或责任不明权力不清，这是国有资产和民有资产流失以及企业长不大做不强[de]主要原因。一些上市（包括海外上市）[de]国企和民企肆意圈钱，玩弄转移资产和利润[de]把戏，欺占和损害广大小股东（小投资者）利益就是明证。上市公司尚且如此，非上市企业可想而知。从赢利模式看，我国大多数企业主要靠廉价资源、政府保护、资源垄断、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赢利，有[de]甚至热衷和擅长于资本投机、寻租、转移资产和利润等方式“赢利”。这是我国企业缺乏长久[de]竞争优势[de]原因所在。值得高兴[de]是，20多年改革涌现出来[de]许多优秀民营企业家对此有深刻[de]认识和反省，他们正在着手企业[de]转型或市场主体[de]重构，以进行“第二次创业”。我们应寄希望于我国企业尤其是民企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等三个方面[de]转型，因为民企肩负着祖国[de]重托和民族复兴[de]希望，代表着中国市场[de]未来方向。我国企业重构或转型成功之日，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转型之日。
第三，政府行为[de]重塑。从理论上讲，政府行为[de]转变是对经济从控制→主导→协调→服务依次转变[de]过程，它涉及到政府权力[de]行使、权力[de]结构（横为部门，纵为地方）、权力配置等层次[de]问题，是对中央和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各级官员之间[de]权力和利益[de]重新整合。其中一个极为重要[de]关节点是加快财政体制[de]改革，包括旨在转变政府财政职能、促进收支规范化、法制化和公开化[de]公共财政体制[de]建设；旨在缩减层次[de]五级财政改变为三级财政[de]财政分级管理体制[de]改革；旨在建立现代[de]以直接税为主[de]税收结构、平等[de]纳税规则、合理[de]税收形式（如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等方面[de]税制改革，以此突破政府转型[de]僵局。政府权力及行为[de]转变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de]自发过程倒逼政府行为[de]转变；二是中央政府首脑以自己[de]权威主动推进政府行为转变。前一类方式是一个慢过程，后一类方式则是快过程，需要重构中央[de]权威，加强中央政府推进转型[de]力度。
如果从理论逻辑出发，市场规则[de]重建应优先于政府行为[de]转变，这是因为，规则[de]确立是一个反复认同[de]过程，一旦规则真正确立（不仅仅是“立规则”，更重要[de]是对规则[de]认同），政府行为也就随之改变，这是非常灵验[de]；如果从实践[de]逻辑看，大多数规则又是政府制订[de]（至少现在大多数规则是如此），这就成了循环论证。解决[de]办法，一是改变规则制定[de]程序，将规则[de]制订交由非政府[de]第三者制定；二是通过中央首脑[de]权威重建规则。如果就企业和政府比较，从理论逻辑看，规则[de]重建和政府行为[de]重塑都应优先于企业重构，这样才能给企业[de]再造提供一个不可或缺[de]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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