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所说[de]“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说[de]学生爱国运动，而 是整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代表他形象、表达他声音[de]这么一 种方式、一种渠道。这个方式和渠道恰好被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他们找到，他们利 用、创造了一个有学校、有杂志(我们今天说就是媒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们自身拥 有[de]来自西方[de]思想学术，通过这三个东西结合，构成了一个新[de]现代[de]知识分子[de]岗 位。这个岗位里面透彻了职业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de]职业，他们写 书要换稿费，教书要拿薪水，杂志要投入市场运作，赚钱赢利。但是，除了职业以外， 它还有高于职业[de]这么一种精神能量。而这两者[de]结合就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de]民间岗 位。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de]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de]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de]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de]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de]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de]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de]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de]理论宣言，更重要[de]是读他们 [de]创作，从这一思潮[de]最有代表性[de]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de]文学意义。周氏兄弟[de]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de]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de]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de]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de]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de]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de]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de]真正实绩。鲁迅[de]小说和杂感，周作人[de]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de]。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de]创作成绩却是承认[de]。但周氏兄 弟[de]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de]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de]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de]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de]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de]。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de]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de]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de]“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de]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de]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de]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de]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de]目的与西方[de]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de]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de]态度是必不可免[de]。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de]态度。比如鲁迅所说[de]“拿来主义”：“因为祖上[de]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de]，抢来[de]，或合法继承[de]，或是做了女婿换来[de]。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de]。针对“ 闭关锁国”[de]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de]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de]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de]态度，适合我[de]就拿来，不适合我[de]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de]特点及其结合[de]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de]科学[de]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de]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de]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de]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de]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de]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de]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de]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de]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de]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de]，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de]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de]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de]。日本学者山田敬三[de]《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de]‘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de]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de]‘愿汝携ｄùｎ@①而归来不然则乘ｄùｎ@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de]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de]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de]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de]妇女——文化视域中[de]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de]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de]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de]。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de]化学和历史[de]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de]，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de]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de]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de]，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de]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本[de]时候，很 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de]，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de]例子。可是为什 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de]神采飞扬、慷慨激 昂[de]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de]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de]一种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de]愿望?这也是鲁迅[de]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de]，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de]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de]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de]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de]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de]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de]。这大约是斯巴达[de]男人比较容易牺牲[de] 缘故，但后来欧洲[de]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de]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de]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de]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de]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de]时候，他妻子原先[de]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de]情人以死激励丈夫[de]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de]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de]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de]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de]、偏执[de]、爱国[de]、自我牺牲[de]精 神。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de]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 传》里[de]《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de]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 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de]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 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de]军事共产主义[de]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de] 学者公认柏拉图[de]《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de]影响。柏拉图和他[de]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 对雅典城邦[de]民主体制，有贵族政治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de]地方。 至于鲁迅[de]《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de]是希罗多德[de]《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 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 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 果他在普拉塔伊阿[de]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de]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 功[de]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de]愿 望去杀敌[de]，这不算真正[de]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de]表彰，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de](注：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557、654页。)。但是很奇怪，所有[de]蓝本里都没有那个阿里司托戴莫斯[de]妻 子，也没有那个在旁边目睹现场[de]情人，不知是鲁迅编出来[de]，还是当时在日本为其他 通俗小说作者所编。其实这个烈女并不可爱，那情人更加可鄙，为这样[de]男女树碑立传 不像鲁迅一贯[de]风格。所以鲁迅后来读了感到脸红。
不过可以肯定，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de]。鲁迅后来写[de]小说里一直有这种斯 巴达精神[de]成分，比如《铸剑》，就是强调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de]骨子里是有[de]。中国过去有武侠传统，有墨家传统，而 且往往是知识分子继承[de]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de]承诺，宁愿 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 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de]张良到清代[de]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 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de]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 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de]最初[de]拿来主义里 面，找到了古希腊[de]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de]狂热[de]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 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de]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de]，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 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de]，是一个潜在[de]、必然[de]、不能小觊[de]思潮，这个思潮包括 后来中国[de]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文化运 动中[de]知识分子[de]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de]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 牲[de]，带有狂热[de]、偏执[de]东西。
三
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de]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西方文化营养[de]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de]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北大[de]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de]事情，譬如开多种外语课程等，接下来 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 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de]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de]，但我总以为只根据 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de]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de]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 一瞥，况且他[de]文学哲学自有独特[de]价值，据臆见说来他[de]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de] 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de]，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de]支路》， 《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 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de]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 权[de]抵抗(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 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de]中国学术界，一些名 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de]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de]文化[de]研究是贯穿其一生 [de]，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de]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 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de]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de]东西失望太多，于是 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de]东西，并导之以人道[de]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 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de]态度， 是当时一些严肃[de]知识分子都意识到[de]，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de]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英语[de]，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de]知识不 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 希腊神话[de]著作(注：茅盾在《我走过[de]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 在当时，大家有这样[de]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 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 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指导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de]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 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de] 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de]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 时期[de]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写作，以讽刺[de]喜剧笔法改写希腊神话故事，对神明多 有挖苦讽刺，比如其中有一篇是描写希腊爱神与希腊战神私通，一个美丽一个勇猛，结 果却在床上被人活捉，变得很可笑(注：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1年版，第63-64页。)。我想周作人翻译这部他向往已久[de]著作，肯定苦涩[de]脸上 会时时露出微笑。周作人说这部对话集主要是“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 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适宜”(注：周作人：《愉快[de]工作》，收陈子善编《知堂 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97页)。这其实也是周作人所坚持[de]最 本色[de]特点。
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希腊神话，他不喜欢基督教神话，不喜欢古罗马神话，惟独对希腊 神话情有独钟，但他又以同样[de]喜欢来翻译那部颠覆希腊神话[de]《对话集》，这也是一 个很有意思[de]现象，说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充满了求知[de]兴趣和研究[de]态度，而不是 狂热盲目的古典主义者。他对希腊文化[de]兴趣也是有选择[de]，比较偏重于理性[de]民主[de] 求知[de]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雅典精神。雅典精神是古希腊[de]主流，很早就开始研究 科学、民主、理性，进行学理[de]讨论。古希腊[de]哲学家都叫智者。他们往往关心[de]是比 较抽象[de]形而上[de]问题，探讨宇宙[de]起源奥秘问题。这样一种绝对[de]求知精神，直接推 动了科学[de]发展。周作人关于希腊精神写过许多文章，有[de]是翻译，有[de]是介绍，在一 篇叫《希腊人[de]好学》[de]文章里，他特别讲了伟大[de]力学家阿基米德[de]故事。阿基米德 发明许多力学原理，帮助了自己[de]城邦击退了敌人强兵[de]进攻，3年后，城被敌人攻破 ，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敌兵来了，他急忙阻止敌人，不让他们破坏他画[de]图形，结 果被敌人杀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对自己[de]科学研究成果[de]热爱 ，超越了任何现实[de]利害，甚至生命，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de]岗位至上[de]精神。周作人 在文章里也特别地说：“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de]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 ——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其实阿基米德发明[de]力学原理虽然被用在防守 城池[de]战争中，但对科学家本人来说，他[de]兴趣似乎更在求知本身。所以，周作人最后 说，这样[de]好学求知，不计其功，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作用，但在个人，则 不妨当作寂寞[de]路试着去走走(注：周作人：《希腊人[de]好学》，收《瓜豆集》，岳麓 书社1989年版，第88、89页。)。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de]话。在另一篇文章里，周作 人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求美三条，这三条加上《卢奇安对话集》里所表现[de]过平 凡人生活[de]思想，可以说，对周作人一生[de]学术思想产生过巨大[de]影响。
周作人终其一生在寻找一个人类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de]源头。我们看到，周作人[de] 小品文始终是非常平和、淡泊、学理化[de]，思想里有一种非常透彻、非常澄明[de]智慧， 而且他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都是对话或者小品，三言两语，表达智者[de]一种启示。 这样一种雅典式[de]理性精神后来也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de]一种制约知识分子[de]倾向 ：坚守自己[de]民间岗位，探讨知识与学理，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普通人[de]平凡欲望和 世俗尊严，等等。我读过一本研究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de]书，作者把周作人与这种希腊 精神[de]关系分析得很贴切，他是这么说[de]：“《卢奇安对话集》写于早期基督教时期， 跟文艺复兴以及之后[de]知识分子[de]对神[de]批判有所不同。卢奇安止于对神[de]质疑和后人 对荷马史诗[de]在宗教意义上[de]迷信态度[de]批判，从根本上说，有着将神话还原为艺术作 品[de]作用。他并不像一些启蒙主义者那样暗中期望作神[de]取代者，作人类[de]精神导师。 因而也没有试图在推倒神坛之后建立新[de]神坛。卢梭就是这一类启蒙主义者[de]代表。然 而在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一面，卢奇安跟后者是相通[de]。在一点上，翻译家周作人亦是 跟西方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神气相通。周作人自己一定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义已经浸透 到他[de]每一条血管里，包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难以更换[de]人类精神导师[de]道袍。周作人 与卢梭们[de]不同，或许在于他慢慢地不想做那一呼百应[de]神，只想做一个人。这恐怕主 要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和古代日本文学。”(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这位研究者用了一个词：慢慢地，来说明周作人从“五四 ”初期[de]启蒙主义者到后来[de]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使他“慢慢地”与卢梭式[de]启蒙 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de]“广场”[de]价值取向划分了界限，这个变化，也可以看 作是古希腊[de]雅典精神和古代日本文学对他[de]潜移默化[de]影响。
西方[de]哲学、历史和政治史[de]研究者早已经把古希腊[de]雅典精神与斯巴达精神视为欧 洲文化[de]两种源头。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这么来理解西方文化[de]渊源。公开揭示出 这一现象并引起广泛注意[de]是顾准[de]遗著。顾准在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de]《僭主政治与 民主》一文里专门指出：“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de]，但是说希腊政治除 了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de]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 汹涌其间，雅典民主[de]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de]传统，雅典 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de]，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 头政体[de]水平上。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de]仰慕，那么，必须承认 ，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de]对象。”(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第256页。)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de]角度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追求现 代性[de]意义[de]向西方攫取文化资源[de]过程中，同样会遭遇到两种传统[de]资源。在古希腊 [de]源头，所谓[de]雅典精神和斯巴达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de]对应性，某种意义上又 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de]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意识[de]区分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保 守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de]区分标志。我想顾准在困厄中潜心研究这两种精神传统， 也是从中国[de]现实出发[de]。它们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都跟当时处于时代主流[de]新文学 思潮中[de]知识分子处境、追求倾向密切相关，跟他们自身[de]文化素养与教育传统也是密 切相关，所以它们就很容易也很快地传播到中国来，与中国知识分子[de]实践结合成如此 密不可分[de]关系。
虽然周氏兄弟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中走出来[de]，可他们思想[de]出发点，他们所接 受[de]西方文化，都与西方文化中最古老[de]精神渊源相关。所以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比较深 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de]结合，而不是那种捡到篮里就是菜[de]拿来 主义。他们都是超越了现实[de]制约，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最根本处挖掘中西文化[de]源 泉[de]相同之处。这样一种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de]精神，即使到今天也是很少[de]。我们 今天许多作家自称学习西方文学，只是随心所欲地读几本卡夫卡、纳博科夫、博尔赫斯 [de]书，就可以做导师了。但是，谁拿起一本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de]书，或者古希腊悲 剧，真要从源头开始学起呢?这是很困难[de]事。而像周作人，他是学了古希腊文去读希 腊语[de]书[de]。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创造、所实践[de]两种学习西方文化[de]精神 ，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