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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
武力          5-24
◣◣◣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
[内容提要]中国自秦统一中国以来所形成和延续发展[de]高度中央集权制度,是在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维持一个大国统一所必须[de]制度保障,其在经济方面[de]国家直接经营并带有垄断性或高利润[de]工商业,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de]双重目的,尤其是后者,更是一个多民族[de]、各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条件下维持国家统一[de]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de]传统经济大国,传统维护大国统一[de]制度和办法显然不行了,国家面临着被列强侵略和瓜分[de]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转型期继续维护自己[de]国家统一,就必须解决国家控制国民经济[de]能力和保证统一[de]财力。这是从中国国民党到中国共产党都大力发展国营经济[de]最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国营经济作用[de]分析,不仅要看到其本身[de]经济效益如何,还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de]外部效益,即在维护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延续至今[de]大国统一中[de]作用。

  [关键词]大一统;官营工商业;国有经济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2200多年里,在传统农业文明阶段,既没有经历过一个西欧那样[de]中世纪封建时代,在工业文明阶段,也没有因资本主义列强[de]入侵而解体,最终继续保持了一个大国[de]独立和完整(台湾[de]统一看来只是一个时间[de]问题),与这种绵延2000多年[de]大国相匹配[de],是中国独特[de]高度中央集权[de]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方面[de]表现,则是国家掌控了有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利润高[de]经济部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本文似图探讨国营经济在大国统一和转型过程中[de]作用。

  一、应当重新审视中国[de]制度遗产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和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de]封建社会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de]、统一[de]、高度中央集权[de]大国,即被学者称为“多元一体”[de]“大一统”制度[1],并使古代中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前世界农业文明发展[de]顶峰,在相当长[de]时间里,处于世界[de]前列。但是在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de]帝国,却在西方列强[de]侵略下,逐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尽欺凌。1949年以后,正是长期在“大一统”制度中形成[de]民族凝聚力、统一意识和强大[de]政府传统,使得独立[de]中国作为一个巨人重新站立起来,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型[de]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对于古代中国“大一统”制度传承给现代中国[de]这种“大一统”精神及其积极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应有[de]重视,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特殊[de]社会历史在人们思想中[de]折射。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列强[de]侵略和压迫下,在清王朝抱残守缺、自以为是[de]阻碍下,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de]危机,直至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de]危险。正是在这样一个屈辱[de]背景下,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de]优越感被打破了。中国[de]仁人志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长期形成[de]一套制度和文化。这种反思一直延续到今天。1949以前,我们主要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de]角度来看待中国[de]过去,从封建专制对资本主义发展[de]压制作用来看传统制度和文化,因此对传统制度基本是否定[de],这是历史学为现实服务[de]结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社会观察和研究问题[de]指导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制度,自然在“五种社会形态”论中处于比较低级和落后[de]状态。对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de]作用,人们主要看到[de]是其阻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de]多元化和对外开放,人们[de]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对于过去[de]认识似乎也远离了革命运动和现实[de]干扰。在历史学界,一种综合地应用社会科学[de]基本理论和方法,以中国学者特有[de]研究思路,平和、深入地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社会[de]独特发展规律和基本问题[de]条件和气候正在形成。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所经历[de]外部侵略压迫和内部社会动乱,以及持久[de]经济凋敝,使得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必须引进外国[de]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从1949年到1978年期间,我们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信心倍增,沾沾自喜,认为只有中国[de]制度才是先进[de]。1978年,当我们打开国门、开眼看世界时,又发现我们不仅与发达国家[de]距离拉大了,而且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de]距离也拉大了,并认为其中制度是一个不可忽略[de]重要因素。于是以往在制度方面[de]优越感和自豪感没有了,人们开始向西方国家[de]市场经济制度学习,并致力于体制改革。然而不管是全盘引进前苏联[de]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de]基础上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型,我们都时常会发现外国制度在中国社会实践中[de]“水土不服”。我们时常发现,原有制度[de]影响力是那样强大。不仅中国过去[de]种种社会制度变迁都受到了当时给定[de]经济、政治和文化[de]严重影响;就是今天[de]改革,也只能在中国社会已经给定历史[de]基础和所能接受[de]条件下去进行。这应该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e]深层次原因,也是中国进行渐进式[de]、适应性制度变革[de]智慧表现。

  事实证明,中国[de]改革和制度变迁必须从中国自身[de]历史和条件出发,而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坚持[de]“大一统”制度给中国当代社会[de]正面影响,应该受到充分[de]重视。以“大一统”制度传承下来[de]国家统一观为例,它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de]大国,能够坚持不懈地将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根本战略目标,具有根本性[de]决定作用。目前不但中国悠久历史所形成[de]国家统一、民族融合[de]大国观念和强大[de]政府传统对于中国[de]国家安全与和平崛起发挥着日益明显[de]作用;而且在政治、经济发展都很不平衡[de]今天,这种国家统一观,也为香港、澳门[de]回归祖国和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和文化[de]高度智慧。

  总之,中国社会[de]制度变迁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将从外国引进[de]制度与中国[de]历史制度传承进行全面统筹考虑[de]历史时期。我们既要反对妄自尊大[de]保守主义,又要反对一切以外国制度为标准[de]新[de]教条主义。因此,为适应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de][de]客观要求,以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文化和观念[de]主观需求,都使得重新审视中国长期形成[de]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已经成为确定中国进一步发展方针和目标中必不可少[de]任务。

  二、应充分重视维护大国统一[de]历史经验

  1840年以前[de]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de]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de]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de]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de]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de]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de]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de]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de]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de]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de]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de]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de]相对平均;国家税制[de]相对统一和完善。

  (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de]形态。传统中国社会[de]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de]发展,就传统[de]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de]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de]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de]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布衣可致卿相”,使社会[de]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de]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de]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de]社会结构[de]“超稳定”性(包括政府[de]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de]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de]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de]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de]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de]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de]时候,封建统治阶级[de]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2]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de]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政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de]以朝代更替为标志[de]政治周期)。

  在资本主义产生前[de]传统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面对着各地区之间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de]高度不平衡,以及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de]各自特点,灵活地采用了多元一体[de]管理模式。这就是说,在坚持由一个政府统一领导全国行政工作[de]前提下,对各地区[de]经济、文化采用了多元化[de]具体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统一、安定[de]重要原因,也是保证中国传统“大一统”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来[de]运行模式和实施机制。在今天,当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de]重大历史关头,“多元一体”[de]管理模式,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de]制度认同和智慧结晶,提醒我们继续注意从历史中挖掘那些可以为我们汲取[de]历史经验和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de]多民族统一国家,有着悠久[de]历史和文化。为此在制度设计上,中国古代[de]政府家不但规定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下[de]郡县制和官僚体系;经济高度统一[de]财政、货币和经济政策;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de]官本位正统文化,而且采用了与这种高度统一[de]“大一统”正式制度、规则相对应[de]政府多元一体[de]管理模式。在中国秦以来[de]两千多年[de]传统社会里,它与“大一统”制度[de]正式规则相辅相成、高度适应了中国“多元一体”[de]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以及不同地区独特[de]发展道路[de]需要。首先从民族上关系上来看,多元一体[de]管理模式就包含了要对众多[de]民族及其各具特点[de]经济和文化进行分别管理[de]原则;从政治上看,由于经济文化发展[de]不平衡和差异,不同时期[de]“大一统”政府对于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实行了不同[de]管理体制[de];在经济上,“大一统”政府[de]管理更显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de]特点。比如,从所有制结构看,官营经济、领主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以及商品经济性质[de]雇佣制、合伙制等并存发展;从市场发育看,不仅早就具有全国通行[de]货币,而且土地、劳动力也都早已经成为商品,可以自由流转,全国性[de]大宗商品集散地、钱庄、票号,甚至期货交易也已经出现。从文化上看,尽管主流文化是“格物致直、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de]儒家思想,但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很大[de]民间文化也是色彩纷呈[de]。而且值得提出[de]是,这些“多元”[de]前提,正是维护而不是损害国家[de]统一、民族[de]团结和社会[de]安定[de],越过了这个界限,就是违反了“大一统”制度[de]正式规则,这时多元一体管理模式中[de]“一体”化原则就会发挥作用,对其进行压制。

  “大一统”制度中[de]正式规则[de]运行机制,可以归纳为“多元一体”[de]政府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不但为我国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中[de]一国两制原则提供了可贵[de]历史根据,也将为我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de]统一,以及正确处理地方与中央[de]关系等问题,提供重要[de]历史经验。当然,我们要看到,斗转星移,不仅今天[de]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1840年以前[de]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而且世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今天总结中华民族历史上[de]成功经验,不是要照搬历史,更不能像清王朝晚期那样“泥古不化”。我们要强调[de]只是,研究现在[de]中国是如何从古代走过来[de],古代政府[de]管理经验是如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发挥作用[de],可望给我们提供很好[de]启示。

  三、强大政府对经济发展[de]双重影响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曾经说:“理解制度结构[de]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其理由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de]产权结构[de]效率负责。”[3]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农业文明[de]大国,在发达[de]地主制和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悠久[de]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种历史传统在1840年以后,因民族危机而产生[de]对强大政府[de]强烈需求(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社会安定),使得政府在现代化中再次扮演了主导性角色。近代以来[de]中国政府,往往将以往“大一统”制度[de]某些部分,以新[de]形式、在新[de]条件和基础上重现。怎样认识近代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de]地位和作用,它们怎样对新[de]“大一统”制度和政府职能进行了合乎社会发展趋势[de]改革,哪怕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改革失败了,或效果不佳,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de]角度,去寻找可资借鉴[de]东西。

  1840年以前[de]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de]封建社会。与尼罗何流域、两河流域、印度、爱琴海周围[de]农业文明发祥地相比,中国[de]农业文明不仅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持续发展和保持了繁荣。在此基础上,国家形态和政府管理效能也表现出较高级[de]形态。从秦灭六国、废分封、设郡县后,中国社会[de]政治体制和经验,经过两千余年[de]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与以上[de]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制相适应[de]是,形成了大一统[de]主流政治观念。其主要内容为:第一,以农为本;第二,国家和社会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家庭和个人[de]荣辱依赖于国家[de]兴衰;第三,追求“有序”和“和谐”,表现为强调社会和家庭秩序[de]“三纲五常”,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自然规律保持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天行有常”、“顺天知命”等等。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de]大一统政治制度,在1840年以后,同时受到两个冲击;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de]冲击,二是西方列强(包括日本)[de]侵略,而后者所带来[de]亡国灭种危后者常常成为矛盾[de]主要方面。加上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de]社会结构[de]“超稳定”性(包括政府[de]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这种情况在早期强化了中国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de]入侵和替代,保持了强大[de]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de]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de]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de]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de]时候,政府[de]主导目标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将工业化与民主化、市场化分开[de]观念和目标,并没有随着清王朝[de]覆灭而消失,在20世纪[de]四分之三时间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统一安全因素[de]影响,它一直或多或少地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de]深入和市场化[de]迅速推进,中国[de]经济基础和运行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de]变化。政府[de]职能也从计划经济下[de]“全能型”向市场经济下[de]“效能型”转变。这种转变,除了受执政党认识水平[de]制约外,实际上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国有经济地位、对外开放程度四大因素制约。例如对国有企业[de]改革,最好[de]办法是降低国有经济[de]比重和退出竞争性行业,但是这只能逐步地进行,如果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迅速[de]“私有化”,在中国[de]政治条件下,在人口和资源矛盾相当尖锐[de]条件下,恐怕首先是各级官员利用权力和知识信息优势,形成“权贵私有化”,结果是“官僚资本”垄断和政治极端腐败,从而导致社会动乱。因此,不要期望中国政府职能[de]转变能够通过一、两次大[de]政府机构改革就能够完成,这将是一个长期[de]演化过程。

  如何有效发挥政府干预经济[de]正面作用和消解其负面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de]问题,就是实现对各级政府公务人员[de]有效监管,杜绝腐败。从近代以来[de]官吏腐败和寻租行为看,其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贪污,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即国有资产[de]流失,如清政府和国民党时期[de]许多“官僚资本”;二是搜刮盘剥,即巧立名目加重人民负担或利用权力勒索,如清政府时期[de]“报效”;三是寻租,即用权力交换金钱,如国民党政府时期[de]官吏在企业中拿“乾薪”、“乾股”;四是利用权力为自己[de]经营提供优惠、便利或压制竞争对手,如清政府时期张之洞、盛宣怀等在自己开办某企业时即利用权力不许其他人在当地开办同类企业与其争利。上述行为对于政府主导型[de]工业化来说,其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致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和国有资产流失,使国营企业失去应有作用;第二,压制了民营经济[de]发展,寻租行为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扰乱了市场和扭曲了政府对经济[de]干预行为;第三,加速了政治腐败。官吏[de]腐败导致前两种结果,而前两种结果又反过来助长了官吏[de]腐败。因为既然权力可以寻租,可以换来个人收益,于是官吏就会用手中[de]权力去制造新[de]寻租机会和获利源泉。另外,这种腐败具有很强[de]传染力和示范效应,会吸引新官吏和更多[de]官吏去这样做。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de]接收加速了官吏[de]腐败,即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吸取。

  对于未来中国政府职能[de]演变,我有以下几点想法:一是在分析评价过去[de]“全能型政府”时,应该剥离其政治、社会整合、国防等作用与经济发展[de]关系,不能简单混在一起评价;二是政府“强大”与“放权”[de]关系:强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拥有强大[de]国营经济和直接控制许多经济部门;三是中国[de]改革实际上是在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逐渐替换政府直接管理,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始终是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de]关键因素,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四是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管[de]事情越来越少,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从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de]比重来看,目前中国政府规模还是很小[de],经合组织[de]国家财政支出一般都占GDP [de]50%左右,而中国财政支出(不包括预算外)占GDP [de]比重,90年代以来始终不到20%,当然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de],同时也说明随着经济和社会[de]发展,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政府来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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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大一统 官营工商业 国有经济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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