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等是现代化[de]主要价值准则之一，但平等却从来没有一个准确[de]含义。就现实而言，人们更多地把平等区分为体现差别性原则[de]机会平等与体现补偿性原则[de]结果平等。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两大平等原则开始了长期[de]较量并在现实中得到了实践和检验。平等[de]悖论体现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平等[de]普遍性规范原则与差异性矫治政策[de]深刻矛盾之中。当前，我国平等问题[de]实质是人们对现实存在[de]种种不公具有强烈[de]不满。要健康有序地深化改革，必须予基本[de]社会平等以制度化建构。权利或机会[de]平等在眼下[de]中国仍然是紧迫[de]和首要[de]，当然，结果[de]不平等也必须限制在一定[de]幅度内。
关键词：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制度建设；改革深化
一、平等[de]较量：机会平等Vs结果平等
平等是现代化[de]主要价值准则之一，但平等却从来没有一个准确[de]含义。有基督新教意义上[de]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现代法治和人权意义上[de]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经济理性意义上[de]市场面前人人平等，有自我实现意义上[de]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有现代公民意义上[de]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有民粹主义意义上[de]财富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有乌托邦意义上[de]人人绝对平均和一切平等，还有共产主义意义上[de]人[de]自由而全面[de]发展。然而，就现实而言，人们更多地把平等区分为体现差别性原则[de]机会平等与体现补偿性原则[de]结果平等。这样，法律、市场、权利、教育、医疗健康、就业、各种公共服务等方面[de]平等，就被划为机会或起点[de]平等，而收入、财富、地位、权威、各种社会福利等方面[de]平等，则视为结果平等。长期以来，人们对结果平等有一种“朴素”[de]期待和迷恋，“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其自发意识[de]基本表达。在中国，或者说在前现代[de]主要农业国家，经过无数世代[de]以农民暴动为杠杆[de]财富集中与扩散机制[de]不断强化，已经沉积为一种深层[de]文化传统。又由于市场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de]社会大分工造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制度和各种福利制度[de]健全主要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得到普遍重视，这使得人们倾向于认为，结果平等是一种社会主义道德，而机会平等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de]道德。所谓“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指[de]不应当是社会经济竞赛开始时[de]平等（机会平等），而是竞赛结束时[de]平等（结果平等）。机会平等[de]原则即使最充分地得到实现，也只会在每一代人中重新产生不平等。
在开放竞争型[de]现代社会里，人[de]自然差距（体力、才智等）和社会差距（出身、财产、教育水平等）都可能产生严重[de]不平等。罗尔斯认为，自然能力发展[de]程度和达到成熟不得不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和阶级态度所影响。消灭自然和社会条件方面[de]差异是不可能[de]，因而机会平等是不可能[de]，重要[de]是结果[de]平等，即基本社会福利或价值分配方面[de]平等。表现为机会平等[de]差别原则并不要求抹平社会差异，而是期望所有人都在同样[de]竞赛中处在平等[de]基础上。体现为结果平等[de]补偿原则则认为，出身和天赋[de]不平等是不当得利，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de]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把资源花在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de]社会地位[de]人们。罗尔斯强调，没有理由认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能由历史和社会条件来决定，但可以由自然属性[de]分配来决定。谁也不能理应享有更大[de]自然能力或在社会上更有利[de]出发点。如果某些人有所得，处于不利地位[de]人也应该有所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所得应当更多一些。社会秩序不是去确立和保全境况好[de]人们具有更动人[de]前景，除非这样做也有利于运气差[de]人们。罗尔斯主张结果[de]平等，即社会福利[de]平等，他甚至把各种机会也看作是社会福利。他认为，一切社会[de]基本福利：自由和机会，权利和义务，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de]基础，应加以平等分配，除非这些福利[de]一部分或全部[de]不平等分配有利于受惠最少[de]人们。虽然罗尔斯认为，机会[de]平等仅仅意味着一种使较不利者在个人对实力和社会地位[de]追求中落伍[de]平等机会，但他并不否认机会平等[de]重要性，他认为，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de]程序正义，机会平等也应该得到一定程度[de]满足，否则，分配[de]正义就无从谈起。1
然而，马克思认为，所谓结果平等其实也只是一种“粗陋”[de]“拉平”，他强调，完全[de]结果平等[de]前提必然是权利或机会[de]不平等。他于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仅仅消灭私有财产和平均分享产品（即结果平等），那只是“粗陋[de]”或者“还未完成[de]”共产主义，只是一种拉平[de]方式。2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定：这种平等[de]权利，就其内容来讲，像一切权利一样仍然是一种不平等[de]权利。要避免这种“粗陋[de]”[de]拉平，“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de]，而应当是不平等[de]。”在马克思看来，机会或权利平等[de]结果必然是不平等，而结果平等[de]前提则不是权利[de]平等。马克思科学地指明了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不可得兼[de]深层悖论。马克思设想[de]真正平等（“人[de]自由而全面发展”）只有奠定在这样[de]基础上：社会分工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de]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de]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de]第一需要；生产力得到全面发展，集体财富[de]一切源泉充分涌流。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平等[de]代价是：个人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转让是毫无保留[de]，个人不能再提出任何要求，他没有个人权利，他[de]个人和他[de]全部权力都已经融合在总[de]意志之中。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de]最高指导之下。4马洛克在《纯粹民主[de]局限》一文里认为，完全平等意味着经济进步和文化[de]完结。5托克维尔在《论美国[de]民主》中说：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永远无法满足[de]要求平等[de]激情，追求完全平等[de]人们，不愿看到任何高人一等，不论多么合法。然而，完全[de]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获得了它[de]时候，就从他们[de]手中溜走了。6
从历史上看，对结果平等[de]期待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de]结果平等[de]原则出现得更早，因为在最初状态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看来并无假定一个人有成为任何其他[de]人[de]同等机会[de]客观基础。只有到了立足在市场体制和民主体制基础上并不断完善这种体制[de]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对机会平等[de]假定、期待和实现才渐次达到空前[de]高度。而资本主义不断[de]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de]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也逐渐发展出以要求改进或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de]对结果平等[de]期待。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福利制度，甚至建设福利国家，可以看作对结果平等原则[de]一定程度[de]落实。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由于不堪忍受巨额财政负荷，也对经济增长乏力进行刺激，不同程度地缩小福利规模，但已经不可能恢复战前，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只顾机会平等而不顾结果平等[de]社会竞争格局。从现代史上看，有意识执行结果平等原则[de]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反对工资级差制度（中国反对八级工资制），反对以按劳分配为代表[de]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更不会按生产要素分配，而是普遍地实行人为拉平[de]大锅饭制度，“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de]草”，最终由于贫困而脆弱[de]经济基础无法支撑，严重挫伤经济发展[de]动力，阻碍生产力更快地发展，导致社会[de]普遍贫穷，不得不予以放弃。
二、平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平等[de]悖论不仅体现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间[de]深刻矛盾，而且还体现在平等[de]普遍性规范原则对差异性矫治政策[de]矛盾。平等[de]普遍性规范原则要求平等应用于一切人，避免在人与人之间做出行政决定；而治理不平等问题[de]行政措施却不得不对社会地位低下者作出贴标签式[de]差分，不仅可能造成不平等在社会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且又不得不制造新[de]不平等。其实，无论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不是真正[de]平等，这一点，马克思已经作了科学[de]说明。因此，任何治理平等问题[de]决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平等[de]普遍原则[de]侵蚀和消解。要走出平等[de]悖论和误区，只有认识到：平等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无论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都是实现社会文明和个人自由[de]手段，并且最终是达到人[de]自由而全面发展[de]手段。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通观西方社会史发现，收入差距与平等期望之间存在一种他称为“托克维尔效应”[de]东西。他在《后工业社会[de]来临》一书里解释道：过去200年来西方[de]一个惊人事实是人与人之间差距[de]不断缩小。它主要不是通过分配政策和公平判断，而是通过技术使产品成本低廉并使更多[de]人得到更多东西。然而，具有讽刺意味[de]是，随着差距[de]缩小，随着民主[de]更加明确，对平等[de]期望更快地增加了，而且人们进行着令人反感[de]比较。在越来越民主化、越来越福利化、越来越世俗化和大众化[de]社会里，不平等逐渐减少了，而不满却增加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平等或不公平[de]问题不是某种固定或绝对[de]标准，而是同有关[de]他人[de]一种比较。如果个人感到收入和地位[de]巨大差距是正当地获得[de]，那么就会同意是公平[de]。而一些小[de]差别如果是任意造成[de]，却往往似乎是不公平[de]。因此，真正[de]社会问题可能不是“平等”、“不平等”这样[de]抽象命题，而是“不满”[de]社会特性，以及引起这种“不满”[de]条件。不平等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单一[de]情况，矫正它[de]措施也不是只有一个原则。在社会实际中有各种不平等：收入和财富[de]不平等，地位[de]不平等，权力[de]不平等，职业或社会等方面机会[de]不平等，教育[de]不平等，服务[de]不平等，等等，问题不是一个权衡，不是非此即彼，在一个方面[de]不平等未必伴随其他方面[de]不平等，关键是哪些不平等导致了社会和道德方面[de]分歧与不满。7
当代[de]平民主义（又称为底层主义或民粹主义）希望实行无差别[de]平均主义，坚持最后达到完全拉平。这不是支持公平，而是反对优越。它[de]推动力不是平等，而是不满。其结果是简单地维持现状，而不具有持久创新[de]动源。平民主义主张权力（“民治”）而反对权威。然而权力只是一种强制指挥能力，它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武装力量为后盾，权威则是一种以技术、学识、天资或某种类似[de]属性为基础[de]能力，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有才能[de]高下之别。人人有权得到尊重，但权威不仅值得尊重，更值得赞扬。如英国社会学家W·G·朗西曼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de]特权或尊敬[de]不平等就是赞扬[de]不平等[de]话，那么，从这样[de]程度上看，这个社会还是公正[de]”。8[de]确，任何社会[de]生活质量是由其领导质量决定[de]。才能、成就和普遍性[de]原则是任何一个有成效[de]、真正开放[de]文明社会[de]必要基础。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