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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
 [摘要] 如何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议题。在中央确定了“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指导思想之后,通过何种途径扩大消费需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工会作为劳动力市场化条件下企业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的实现主体,将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落实“十一五”规划战略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工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工资增长机制

      一 在我国制定“十一五”规划和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和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规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进一步调整推动发展的思路,转变推动发展的方式,明确推动发展的政策导向。其首要任务就是 “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一,而内需不足的主要表现是消费与投资和外贸关系的比例失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统计数据,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消费33.3%、投资48.8%、进出口17.9%。很显然,这样的结构比例是不合理的。而历史数据则表明,我国GDP消费率最高年份是1981年,为67.5%,但此后的20多年里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视积累(当时外贸所占比重较少)与消费的关系问题,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薄一波同志根据“一五”时期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数量界限:“在正常情况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据此,我国在“一五”期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比例大致在23%左右,在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直到1958年的大跃进,积累达到40%以上,才将这一比例的平衡破坏。从改革开放以来,GDP消费率从1981年67.5%降到现今的33.3%,可见消费的萎缩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据央行3月中旬的最新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还在明显下滑,同比下降3.8%,再创新低。即使以国内市场消费率来分析,按国家财政部企业司官员周来振的说法,“近年来我国国内市场消费率不断下降,目前约为45%左右。” 1993年至今年,我国国内市场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今年为54.3%,今年进一步下降到45%。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这一数字比世界平均消费率竟低了30多个百分点。

      随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却不断创新高,据央行的最新统计,今年2月底已经突破15万亿元。大多数经济分析认为,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来说,人均拥有存款超过了1万元,消费潜力巨大,但由于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消费预期过大,居民手持存款不敢消费。但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这15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当中,绝大多数来自于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少数人,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47,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并没有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居民手中。而恰恰在我国近几年的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某些富人经济的特征,即投资过剩(如房地产的炒作),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富人将收入和储蓄转化为再投资造成的。即使政府采取某些金融政策,挤压储蓄存款,很可能带来的仍然是提升房地产和证券的投资热度,而不是最终消费的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探讨的就是温家宝总理曾提到的“穷人经济学”问题,即如何提高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消费能力问题。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下降到今年的12%,也就是说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没有跟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

      二 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收入增长过缓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将造成消费与投资及外贸之间的结构失衡。一些对策性研究认为,为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加大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力度,使居民有敢于消费的安全感。有观点认为应当通过政府对公务员等的加薪带动工薪阶层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强化居民的消费能力。还有分析指出,国家应当采取有关政策,鼓励企业调整投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转化为其成员的消费能力。应当说这些对策都能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低才是影响到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职工有近3亿人,包括他们赡养的家属涉及居民数达5亿人之多,其中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消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今年全国城镇工薪收入者(含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16024元,但全国总工会对企业职工的调查却显示,同年企业普通职工的年均收入只是10913元,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仅为6468元。可见,企业普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收入过低是收入增长过缓的主要症结。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经济全球化劳动力价格向下竞争的原因,也有企业利润和工资之间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因素,还有在企业内部工资分配中,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内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已是普通劳动者的10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几十倍,大大高于一些国外企业3至4倍的平均差距水平。这就揭示了企业内劳动关系的不平衡,是造成占我国工薪阶层主体的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的增长机制主要靠政府行为实现,然而目前我国的工资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已截然不同。现在,政府公务员及其他财政支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或政策手段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工资增长机制。但由于在向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劳动关系结构的失衡,在企业内的产业工人的工资增产机制却并未形成,需要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和协调才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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