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de]因素
我们评估了1988年和1995年[de]收入函数。在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de]因素中，年龄是导致整个不平等[de]最重要[de]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在大部分省份，性别是影响最小[de]因素。此外，通过对各个省份进行测量而得出[de]结果有一个显著[de]特点，那就是1988年[de]调查结果所显示出来[de]各省份[de]不平等结构非常相似，导致不平等[de]决定性因素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年龄因素。到1995年，这一特点已经转变了，导致各省份不平等[de]决定性因素已趋于多样化。性别因素[de]影响在1995年有所增强，而在1988年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更重要[de]是，教育[de]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处于经济改革前沿[de]广东省为例，教育在1995年对收入[de]不平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de]是，教育对不平等[de]影响在地处改革步伐相对缓慢[de]内陆地区[de]安徽省则相对较小。
经济改革以前，工作分配由政府（根据统一[de]工作分配制度）进行调控，工资标准也由中央在统一[de]工资标准等级基础上制定。工资等级主要由年龄决定，与劳动生产力不挂钩。因此，在中国[de]历史背景下，年龄对收入起着决定性影响似乎是其特征。改革以后，政府着手改变这种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例如提升劳动力[de]流动性，鼓励企业自主制定薪金制度。但是，这些改革，特别是用工制度改革采取[de]是渐进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一词在中国经常被提及，但它仅限于帮助人们找工作。直到90年代以后，政府明确设立了旨在创造和扩大劳动力市场[de]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目标。因此，尽管工资和用工制度方面[de]某些改革已经开始，1988年[de]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此前一元化体制[de]影响。在1988年，导致不平等[de]决定因素[de]一致性与以年龄为基础[de]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国经济[de]特征。到1995年，年龄对不平等[de]影响降低了，而教育[de]影响则上升了。从1988年到1995年[de]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de]结果。
（二）导致1988年至1995年不平等性发生变化[de]因素分析
我们对这段时期内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变化所产生[de]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其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在城市以及绝大多数省份里，年龄对不平等[de]影响减少，性别对不平等[de]影响加大。我们[de]调查结果显示，各个省份间[de]这些特征相似。另一个与众不同[de]结果是：在这一时期，教育对不平等程度[de]加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为经济改革先锋[de]广东省，教育是导致不平等程度加大[de]突出因素。总[de]来说，随着基于年龄[de]分配体制[de]稳步改进，年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de]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教育因素却在这一时期不平等程度[de]加大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de]角色。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到正式认可，提升市场机制也得到了确认。自此以后，经济改革加快了步伐。正如前面所提到[de]，发展速度起初较慢[de]用工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前进。更确切地说，1992年成为经济改革以来[de]第二个转折点。本文所分析[de]1988年和1995年正处在1992年之前和之后。因此，在这一时期，年龄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影响[de]日渐减少与教育对其产生[de]加剧作用正反映了改革[de]这一进程。
五、导致不平等程度[de]决定性因素：教育
本部分详细探讨教育因素[de]影响，因为在1988年至1995年期间，教育因素对不平等程度[de]变化起着重大作用。本部分[de]研究重点是不同[de]受教育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de]份额及其相对收入，以及同一受教育人群内部[de]不平等程度。
首先，我们考察受教育程度在组成结构上[de]变化。在1988年和1995年，具有高中学历和具有初中学历[de]人[de]总和都占到了全部受教育人口[de]一半，但具有初中学历[de]人口所占[de]比重在1995年有所下降。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de]人口在全部受教育人口中所占[de]比重在1995年有所上升。所有省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其拥有级别高于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de]人口所占[de]比例增加了，而其学历在初中以下[de]人口所占[de]比例减少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职工[de]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了。
学历为初中以及学历为小学或小学以下[de]人群相对收入降低，而受过民办学院或职业学校教育[de]人群[de]相对收入增加，这一变化是显著[de]。具有民办学院或职业学校学历[de]人群[de]相对收入在1995年明显高于具有中等职业技能学校学历[de]人群。这反映了1995年受教育程度与相对收入[de]紧密联系。
我们[de]研究还表明，在受教育程度[de]等级与不平等程度[de]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这种关系在1995年变得更为明显。1988年，在大部分省份，在那些受教育水平高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de]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de]水平要低，而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及小学或小学以下[de]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程度要高。在1995年，这两个群体中存在[de]不平等[de]情况与1988年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一个受过平均水平教育[de]人[de]收入会相对较高且分配平均，而受教育水平低于这一级别[de]人获得[de]相对收入较少且分配不均。
由舒尔茨、贝克尔和明舍尔提出[de]人力资本理论被看作是解释收入与教育这二者之间关系[de]最重要[de]理论之一。在这一理论中，教育被看作是人力资本[de]一项投资，因为职工可以通过受教育所得到[de]知识提升才干和技能，以此增加收入。从这个观点来看，教育是引发收入不平等[de]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过[de]，中国城市收入分配[de]变化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新兴劳动力市场来反映和区分职工才干和技能[de]分配变化。因此，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领域中教育与收入[de]关系。
然而，就此得出中国城市收入差距是由精英阶层造成[de]结论未免显得过于草率。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每个人在教育方面[de]投资额是个人所作[de]理性决定，然而在中国人们能否自由并理性地自主选择教育投资额是一个问题。这就引起了对中国受教育机会问题[de]关注。在中国，各地区以及各社会阶层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严重[de]不平等。特别是获取高等教育[de]机会极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de]背景则更有可能带来高收入。此外，实证研究显示，在中国，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学者对1992年武汉[de]情况所做[de]分析和对1997年天津[de]情况所做[de]分析都显示出家庭背景，如家庭[de]社会地位或父母[de]受教育程度对孩子[de]受教育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收入分配随着受教育机会[de]不均等而日益变得不平等。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六、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de]影响
收入不平等程度[de]快速增加意味着中国人民正被划分成一大部分[de]低收入人群和一小部分[de]高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口占中国人口[de]绝大多数，他们倾向注重平等分配[de]政策。从他们自身利益来考虑，这是合情合理[de]。然而，实际政策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以市场为导向[de]经济改革作为经济发展[de]首要任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着严峻[de]挑战。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de]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政策，并且在新[de]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以进一步提高人民[de]机会均等。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