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政策理论是以现代政治哲学为前提[de]
西方很多大学设有“哲学与公共政策”学院，这一制度设置其背后[de]理念是，视哲学对于民主社会[de]公共政策之意义为不言而喻。在民主社会中，哲学不仅发挥着公共领域[de]启蒙[de]作用，是民主社会中公共舆论[de]重要场域，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为公共政策[de]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提供论证和建议。我们这届“世界哲学日”哲学论坛[de]主题“哲学与公共政策”无疑包含了人们期望“将哲学拉向公共领域”甚至是服务于公共领域[de]美好愿望，但是，我在此所做[de]乃是“将公共领域拉向哲学”[de]努力，试图思考和批判现代各种公共领域[de]思想以及诸如公共政策这类社会科学[de]哲学根基。那些要哲学为公共政策提供直接[de]、实用[de]解决方案和思路，是来自公共领域通常[de]合情合理[de]诉求；然而，一个有着发育良好[de]公共理性[de]公共领域更应该要求哲学能超出一时一地[de]限制，超出急功近利[de]目的，甚至是超出狭隘[de]族群党派立场、意识形态[de]偏见或公众意见[de]压力，转移一时之思维方式，开拓理解和反思公共领域行为[de]新思路和新领域。从这一诉求来看，古典政治哲学相对于公共政策及其现代政治哲学[de]前提而言，反而能提供一种反潮流[de]、因而也可能是“新”[de]视野和思考方式。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现代政治科学[de]一个分支，主要研究[de]是政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而制定和实施[de]公共行为规范、行动准则和活动策略。由于国家行政改革[de]实际需要，公共政策理论成为公共领域关注[de]一个焦点。然而，无论是强调国家这只“看得见[de]手”对市场经济、教育、公共卫生等各个社会领域[de]积极介入，还是要求打破国家管制、约束政府行政扩张以及国家行政[de]治理化，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实际上都是以各种国家学说和社会理论为前提[de]。[1]首先，作为公共政策理论[de]核心概念，公共利益、公意或公共福利[de]概念首先是建立在个人权利至上[de]现代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权利优先于善好[de]现代正义论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古典政治正义和公共善好[de]基础之上；[2]其次，公共政策所追求[de]目标是“善政善治”[de]问题，而不是“善好[de]政制”[de]问题；再次，现代公共政策理论[de]行政或政策[de]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决策多元化、治理化[de]诉求，不仅依赖于现代政治科学如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管理科学、公共行政理论等对政府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运用统计量化[de]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而且更在本质上依赖于政治作为技术或政治作为治理术[de]现代政治概念。[3]而这种现代政治理念[de]结果必将是伍德罗·威尔逊提出[de]“政治与行政[de]分离”及其由中央集权、官僚化或精英政治而加剧“以行政吸纳政治”。[4]所谓[de]“公共行政”不过是掩盖了现代社会政治行政集权化[de]结果，然后又将行政打扮成具有政治[de]公共性[de]样子。从古典哲学[de]视角就可以重新看到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与行政分离，并被现代行政权[de]扩张所吞没。
对于希腊古典哲学来说，政治本是“公共事物”（Res publica）；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国家垄断政治被视为基本[de]社会－历史事实，现代人必须向国家乞讨一点公共参与[de]机会和空间。国家垄断所有政治[de]可能性领域和含义被现代人接受为历史[de]宿命，由此出发，现代社会发展出一套关于人[de]本质[de]界定以及对于自由、权力、行动、革命等等[de]现代理解。显然，“公共政策”[de]哲学前提都是各种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学说，如果从古典哲学来看，公共政策是无根基[de]，因为在它那里根本遗忘并剥夺了古典政治哲学[de]“公共性”概念，即基于希腊城邦原型[de]“公共性”概念，它是古典政治哲学关于作为人[de]本质[de]政治[de]概念，它不同于现代作为技术[de]政治[de]概念。作为政治科学[de]“公共政策”，其哲学前提是以作为技术[de]政治概念为前提[de]。作为技术[de]政治[de]概念与古典哲学[de]作为人[de]本质和人[de]条件[de]政治[de]概念之间有着根本性[de]断裂。作为人[de]本质[de]政治[de]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阿伦特对复兴亚里士多德[de]政治[de]概念居功至伟。若以阿伦特[de]古典共和思想与哈贝马斯[de]交往行动理论和罗尔斯[de]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对质，就可以看到阿伦特[de]“公共性”概念基于希腊城邦[de]原型，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基于现代民主社会[de]原型；古典政治哲学将公共性思考为人在言语和行动中实现其本质，而现代自由主义[de]技术政治以及现代公共政策所依赖[de]市民社会学说、公民理论、行政扩张批判等实际上是将人[de]本质视为非政治[de]。[5]不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de]公共领域概念和公共理性学说谈论了多少正义问题或政治问题，其实质内容仍然不外是落实各种政治权利[de]现代政治技术而已。
哈贝马斯所论[de]介于国家于公民之间[de]市民社会之公共领域，实际上主要指[de]是自由主义者密尔和托克维尔所论述[de]“公共舆论”。[6]它是一个在议会之外[de]非政治性[de]、中立化[de]、公共“讨论”[de]空间，比如文学和新闻媒体。现代公共领域最突出[de]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de]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de]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de]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de]公共逐渐向社会[de]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然而，经过国家与社会[de]分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de]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de]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de]公众到文化消费[de]公众、从私人[de]新闻写作到作为公共性功能[de]宣传广告大众传媒等，资产阶级[de]公共领域[de]根基已经遭到破坏，并发生了结构性[de]转型。如果人们寄希望于市民社会[de]公共领域能像市场经济一样或者和市场经济一道，能遏制国家权力[de]扩张，起着某种监督和批判[de]消极功能，甚至在最好[de]情况下，它能建立起国家与公民之间[de]权力沟通管道，那么，就必须考虑它在最坏[de]情况下沦为马克思、葛兰西所批判[de]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掩盖其阶级利益捍卫其文化霸权[de]统治工具[de]情况。哈贝马斯看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根基[de]崩溃，但是却没有深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充分实现了现代政治[de]技术化[de]本质。
罗尔斯所推出[de]公共理性[de]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上依赖一种宪政自由主义[de]公民理论，但很显然，公民德性[de]培养和宪法爱国主义[de]公民教育依赖于公共领域。公共理性观念是公共政治文化[de]产物，是良序宪政民主社会[de]规范结果，是一个由各种合理而完备[de]宗教论说、哲学论说和道德论说相互冲突构成[de]复合体。罗尔斯[de]公共理性概念源自十六、十七世纪宗教宽容思想，它试图使尖锐分裂[de]宗教都拥有基本平等[de]政治权力，以免挑起宗教冲突和教派对抗，推而广之，现代民主社会[de]各种论说在表达自己主张[de]分野与敌意时不应该导致怨恨、不满、分裂和动荡。罗尔斯[de]“政治自由主义”[de]核心就是，自由与平等[de]公民同时坚信完备性学说和政治概念，彼此之间达成合理[de]重叠共识。在此，宪政民主概念中[de]宽容原则和思想自由原则依赖于公民对于其政治概念[de]忠诚源自他们各自[de]完备性学说。公共理性观念缘起于宪政民主制当中民主公民资格[de]概念，如果没有公民对于公共理性[de]忠诚及其对于公民性责任[de]恪守，就不会从彼此都能合理接受[de]前提出发推导到彼此都能合理接受[de]结论。因此，罗尔斯[de]公共理性是伴随着公民（citizenship）理论[de]，公共理性会要求面对宪政核心争议与基本正义问题时，应以公民[de]角度来思考问题，而非基于性别、种族、宗教[de]特殊立场进行审议，若只着眼于特殊群体[de]利益，审议式民主很可能成为“私民”议价[de]场域。公共理性有助于强化所有理性公民[de]公民意识，把自己想象为遵从公共理性[de]立法者。所有公民都遵从公共理性，就承兑了他们[de]公民责任，实现了公民友谊。可见，罗尔斯[de]公共理性试图以一套规范社会基本结构[de]政治性正义观解决多元文化社会中[de]宪政核心争议与基本正义问题，它与一种“宪政爱国主义公民”[de]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de]。所谓“公共理性”即民主社会中[de]“公民”[de]理性。然而，罗尔斯[de]公民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政治[de]动物，一个忠诚于共同体[de]“积极公民”，而是一个投票[de]公民，一个捍卫自己消极自由[de]“消极公民”而已。[7]
因此，不论是在哈贝马斯那里，还是在罗尔斯（以及查尔斯·泰勒）那里，积极公民和积极自由[de]古典公共性概念已经不再被视为现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de]基础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de]庞大[de]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基于城邦[de]政治[de]概念。庞大[de]国家机器必然要求来自经济、技术和私人领域[de]治理[de]支持，否则就无法维持现代社会[de]正常、稳定甚至是加速[de]运作。由于国家机器支配着整个现代公共领域，古典政治概念在今天早已经衰落和消亡了，现代社会也不再有可能追求政治共同体[de]善好目的。哈贝马斯、罗尔斯和泰勒[de]政治哲学急迫面对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中[de]多元自由主义或社群[de]冲突[de]问题，试图通过落实宪法所保障[de]基本人权和消极自由来维系现代社会[de]正当性与稳定性。然而，根本[de]问题乃是，如果没有建立在古典公共性[de]概念（包括公共空间、积极公民和叙事传统等）之上[de]“积极自由”和“积极公民”，那么，消极自由和权利[de]主体也必将逐渐萎缩，岌岌可危，无力抵御国家权力在整个社会－经济－私人生活领域中[de]渗透，[8]而所谓[de]公共政策也必将沦为被公共舆论包装上公意[de]行政扩张而已。因此，古典政治哲学[de]公共性概念是不仅仅建立了作为人[de]本质和条件[de]政治[de]本体论，而且，也是批判性审视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利优先[de]技术性政治之限度[de]一个视角。
二、公共性[de]古典政治概念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学说[de]哲学根基
我们现在思考公共领域问题[de]古典政治哲学[de]基础是由阿伦特在《人[de]条件》第二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de]论述重新奠定[de]。阿伦特[de]公共性[de]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de]《政治学》。古典政治[de]公共性[de]观念根植于其希腊政治共同体即亚里士多德和伯里克利所论述[de]“城邦”[de]概念之中。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城邦，或者说政治，就是人[de]条件。人[de]生存不在于维持生命，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生活在城邦之中而不是离群索居，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城邦被建立和维持。按照人[de]自然来说，人是一个城邦[de]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个政治[de]动物。只有在政治[de]空间中，人才能言说和行动，因而才会获得人[de]卓越与自由。这是古典政治哲学[de]核心思想。
然而，随着希腊古典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而引入罗马[de]世界，希腊古典思想就逐渐被扭曲了，以至于最终失去了其原有[de]含义，象“公共性”这类古典政治观念就遭遇了这个命运。阿伦特说：“将亚里士多德[de]‘政治[de]动物（Zoon Politikon）’译成‘社会[de]动物（animal socialis）’是正确[de]，人们在塞内加[de]著作中已发现了这一译法，这一译法后来通过托马斯·阿奎那成了一种标准[de]译文：‘人是天生[de]政治动物，也就是说，是社会动物’。把‘政治[de]’变成‘社会[de]’，这一无意识[de]替换，使希腊人对政治[de]原有理解荡然无存，这是任何一种深思熟虑[de]理论无法企及[de]。”[9]“只有将亚里士多德第二个著名[de]定义‘人是说话[de]动物’（Zoon logon ekhon）加上去，人们才能完全理解他[de]意思。拉丁语将这一词译成‘理性[de]动物’（animal rationale），这一译法基于[de]误解并不亚于对“社会动物”（social animal）一词[de]误解。”[10]“在他两个最著名[de]定义中，亚里士多德仅仅形成了城邦关干人类及政治生活方式[de]一个当下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城邦之外[de]每一个人即奴隶和野蛮人是不说话[de]（aneu logou），他们被剥夺[de]当然不是说话[de]本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说话而且也只有说话才是有意义[de]，所有公民关注[de]中心就是彼此间互相进行交谈。”[11]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城邦[de]公共生活方式来定义人[de]本质[de]。[12]
亚里士多德对人[de]双重定义指出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自由地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实现人[de]全部[de]潜能，因此，人在本质上就是城邦[de]动物。人作为说话[de]动物本身就包含了要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交往与论辩[de]公共生活[de]目的。没有其它哪一种人类[de]活动象政治行动一样需要语言。最典型[de]政治行动是人与人之间[de]平等论辩，也就是在公共领域中对意见[de]检验。因此，在城邦中言语是最基本[de]也是最高级[de]政治行动，以此人[de]行动才区分于单纯[de]劳动、工作和生产技术。城邦依靠人们之间[de]交谈、论辩和叙事而塑造公共生活及其传统，并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人[de]卓越和不朽。人们在言行中表明自己是谁，使自己出现在公共[de]世界之中。没有言语[de]行动是机械[de]、奴隶[de]，而没有名字（即“谁”）[de]行动是被孤立[de]、无意义[de]。人与人之间能通过“讲故事”而将自己融入到共同[de]生活领域之中，通过对行动者[de]叙述克服了孤独[de]言说者和行动者[de]孤立，并在世代传诵之中获得不朽。因此，没有人能离开城邦而获得不朽，只有在公共性[de]空间中才能赢得“不朽”和荣誉，只有城邦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展示自我[de]机会，使每个人[de]日常生活[de]平凡琐事变得伟大，使得个人通过追求卓越而实现人[de]本质。可以说，正是人[de]公共[de]言语与行动建构了人类生存、卓越甚至是不朽[de]领域。因此，亚里士多德[de]“城邦”并不是地理意义上[de]城邦国家，而是随着言语与行动而出现[de]公共空间，使得参与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展现自己[de]空间。当然，由于城邦[de]公共生活依赖于言语和行动，所以它永远不会丧失其潜在[de]特征。它不是从来就有[de]，也不是永远存在[de]；它是脆弱[de]，它暴露于风险之中，但却也是自由[de]领域。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公共领域是人们获得并显示出个人[de]卓越最适当[de]场所和空间，德性和自由都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是可能[de]。[13]而权力如果不在人们积极参与[de]公共领域中产生，权力就会沦为暴力，权威[de]力量和合法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人[de]言语、行动和相互之间[de]权力建构了公共空间[de]自由和政治，这个关涉公共利益、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de]空间是不可能在家庭和私人[de]领域中并靠经济管理[de]疯狂扩张建构起来[de]。 [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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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 古典公共性观念 政治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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