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有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领域[de]一些社会事业相对于人民[de]需要却显得供给不足。针对社会运行中一些相当普遍、甚至相当尖锐[de]矛盾，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de]理念，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de]要求。最近召开[de]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专门议题。可以预期，未来[de]几年中，在党中央[de]领导下，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将会取得重大成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我国[de]公共服务，有一个必然[de]要求，即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de]关系。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鸟笼”——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de]假想模型

　　陈云同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国有企业[de]关系，曾经有一个著名[de]“鸟笼”理论。把鸟抓在手里，鸟就不能活动；没有一定[de]约束，企业[de]行为就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我曾经提出“宏观经济总效果是微观经济效果[de]矢量和”这一观点，其数学模型为：

　　（详见注释）。

　　可以借用陈云同志[de]“鸟笼”理论来描写新[de]历史条件下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de]关系。

　　其一，这个“鸟笼”具有多维属性，每一项公共服务是一个“维”，有多少项公共服务就有多少“维”，所以这个“鸟笼”是一个多维空间。

　　其二，对于不同[de]公共服务，地方政府[de]自由度——活动空间及责任空间是不同[de]。因而，这个“鸟笼”又是不规则[de]。

　　其三，由于每一项公共服务通常又包含一些具体内容，对于每一项具体内容，地方也会有一定[de]活动空间。因此，这个“鸟笼”又带有网状[de]特点。

　　其四，地方政府各项公共服务[de]自由度组成这个“鸟笼”[de]边界。地方政府不能超越边界自行其是；中央政府也不能越过边界干预地方。“鸟笼”范围内既是地方政府[de]可作为空间，也是地方政府[de]公共服务责任区。

　　二、“鸟笼”[de]设计与编制——明确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de]权责边界

　　应用陈云同志[de]“鸟笼”理论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de]关系，最重要[de]就是要设计和编制好这个“鸟笼”，即明确中央与地方有关各项公共服务[de]责任与权利。这是一个艰苦、细致[de]过程，科学性、可行性、适度[de]积极性是对这个过程[de]必然要求。

　　明确中央与地方建设公共服务体系[de]权责关系必然要求由中央主导。中央主导首先表现为要出台起主导作用[de]方针政策。近年来国民经济某些领域一再过热，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热情不减，中央不得不多次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情况说明，地方政府[de]注意力仍然聚集在GDP上。因此，应当促使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了有利于实现政府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de]基本方针应让位于“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并不排斥经济建设，恰恰相反，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de]物质基础。所不同[de]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目的；“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 是以经济建设为手段和基础。同时，也应当考虑是否不再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只把它作为一种事后[de]统计数据。如果不淡化GDP目标，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de]运转中心，就难以推动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应当用就业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义务教育入学率、社保医保覆盖率及其水平、环境保护、万元GDP能耗，这样一些指标群来取代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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