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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权威与制度选择——基于人民公社制度的思考
摘要:关于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选择机理的分析,以往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技术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方面,这种解释的最大缺陷是对人的作用重视不足。该文借助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逻辑分析,构造了一个内生信念与权威的模型,系统论述了制度选择的机理。文章的观点是,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是为了其特定的功能,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个人信念和权威;个人信念经过主导集团的认可、加工与宣传,最终成为社会信念,以社会信念为基础的制度选择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一、文献与本文研究的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主要包括一种新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一种新制度的生产过程以及约束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本文所说的制度选择包含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之中,它特指一种新制度的生产过程或一种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替代过程。

  关于一项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动因的分析,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论述,如马克思(Marx,Karl)、凡勃伦(Veblen,Thorstein)、诺斯(North ,Douglass,C.)、哈耶克(Hayek ,Friedrich,A.)、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韦伯(Weber,Max)、格雷夫(Greif.A.)等。

  马克思和凡勃伦主要从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选择,但他们的理论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促使规模报酬递增,使得更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变得有利可图(如工厂制度),这必然引起制度的变化。凡勃伦则认为,技术革新导致经济与社会变迁,但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背后,是人们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之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化[1].

  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他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一项制度之所以被创新,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新技术的应用、新管理方法的产生或者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等。第二个层次是制度选择的动因分析。要素价格的变化将导致潜在的获利机会,从而使创新者的预期收益①「预期收益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的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风险的减少和资本收益所得等。」大于预期成本时,一项制度才会被创新[2].

  与诺斯相对静态的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同,哈耶克强调"理性的无知",并主要关注自由社会中制度系统的动态形成机制。在哈耶克看来,每个人都存在"理性不及的无知状态"①,「"理性不及的无知状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每个人对决定其行动和其他人之行动的最终结果是茫然无知的;其二,对人们共同遵循的一般行为规则,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知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促进人们作出有效的行动。」人的理性不足以理解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更不可能细致入微地安排这种社会秩序[3](P8~11).在此基础上,哈耶克论证自由社会的制度系统是一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这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是人们在遵循一般行为规则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目标而自发形成的,决非理性设计之产物,也不可能通过人的理性予以建构或认识其全部功能。因此,试图以理性设计的方式来重新建构一套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不仅是智识上之谬误,而且一旦付诸实施,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4,3].

  美国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部经典著作中,论述美国之所以选择民主共和制度有3个主要因素:美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法制和美国的民情。在这3个主要因素中,真正对维护美国民主制度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美国特殊的民情②「美国特殊的民情起源于英格兰移民的清教教义,清教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民主与共和的思想。」[5].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其他的生产方式,并在西方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是由于新教的职业观和禁欲主义打破了传统伦理对获利行为的禁锢,进而使之普遍化[6].格雷夫借助于博弈论模型,运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对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解释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如何导致代理制度选择上的差异与发展道路上的分歧[7,8].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凡勃伦强调技术结构的变化是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诺斯强调制度选择的理性逻辑是要素价格的变化将诱发潜在的获利机会;哈耶克强调自由社会的制度系统是一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托克维尔、韦伯、格雷夫则特别强调制度选择的文化因素差异。然而,问题是,(1)如果把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归结为技术结构与资源禀赋的变化,实际上就抽象掉人在制度选择中的作用,因为,只要人是理性的,只要技术结构与资源禀赋是既定的,无论谁都会选择最优的制度;(2)文化是一种宏观现象,如果认为文化是决定制度选择的基本因素,那么,实际上是用一种宏观现象解释宏观现象,中间仍然缺乏人的作用分析。本文借助于1958年中国"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逻辑分析,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决定制度选择的最基本因素是个人信念与权威。当然,对于假说的进一步验证还需要经验的支持,这将有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二、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背景与功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压力很大,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政府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发展经济,快速实现强国富民。然而,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是劳动力丰富、资金稀缺、技术落后。如何发展经济,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一是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建立工业基础;二是比较优势战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充分利用资源的比较优势来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

  众所周知,重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规模巨大的特点,在发展初期大部分设备需从国外进口。而农业是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及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资料之职能。在中国资金供给不足、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背景下,如果仅仅考虑资源条件,中国政府应该选择比较优势的战略。然而,中国政府却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了与自己的资源禀赋不相匹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此时,如果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势必导致农产品均衡价格的迅速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上升,进而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果这样,就难以顺利实现重工业发展所需的低原料投入和低劳动力投入,这显然有违政府初衷。为了有效地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政府必须压低农产品价格,来保证重工业发展的低成本投入。但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如果农民有择业自由的话,按照分工与专业化的逻辑,农民要么游离出来改行从事轻工业品生产,要么从事自给自足生产,不再卖出农产品,这势必影响重工业发展所需之低成本投入,重工业发展难以为继。于是,为了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政府要限制农民流动,控制择业自由;另一方面,政府又要控制农产品价格,剥夺农民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权利,强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卖出农产品。为达到上述双重目的,政府在宏观方面采取了户籍管理制度及城市就业管理制度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从而加大农民的迁移成本,制造行业垄断;在微观方面,政府必须直接控制农业生产组织,保证农民收入在低于城市工人收入,甚至低于农民自给自足收入时,仍然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向政府提供重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

  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有多种,既可以以单个家庭的方式生产;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成立互助组的方式生产;还可以以互助组为单位组成合作社(初级社)的方式生产。但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越多,政府控制农业生产就越难。在具体农业生产组织的选择上,政府的行为也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的逻辑。于是,我们看到初级社的规模不断地扩大,从而,最终形成锁定农民专业于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体制。与初级社不同,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并不是农民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带有政治运动色彩的、政府强制推广的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就是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①。「林毅夫认为,一旦经济的发展战略确定,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便形成一套特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机制[9].」

  三、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深层原因

  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与一国的资源、技术相匹配;并且,战略的顺利实施要依赖于相应的制度或组织做后盾,也就是说,战略决定结构与制度的选择。但是,可供选择的制度方案有多种,到底哪种制度会被选择并不完全由经济发展的战略所决定。因而,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政府选择何种制度来实现既定的战略一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本文认为制度选择的深层原因就是个人信念与权威,其中的道理,我们将借助于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案例来解释。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选择的案例是典型的,但是,要解释的问题则具有一般性,至于严密的论证或经验支持,则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信念与行为

  信念是人们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习俗、道德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及其实现手段,即信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生追求目标或理想,一般情况下特指人的信仰,它是人们信念的独特表现;二是实现人们信仰的路径或手段。当然,信念的两个层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10].由于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文化环境、社会习俗的不同,加之人们的认识能力存在差别,接受新思想的容量和方式都有差别,因而,一般来说,个人信念之间存在着差别。

  一旦人的信念产生并最终确定之后,信念就会在两个层面决定人的行为。在信仰层面,信仰引导人们努力的方向,告诉人们往何处努力,达到何种人生目标,实现何种价值观,它决定了人们行为选择的最基本方向。在信仰实现的层面,人的行为会受到认知能力(包括接受的信息)、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资源的约束,因而,在追求自己信仰的实现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对各种实现信仰的手段进行成本和收益核算,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他的信仰。信念的两个层面对人们行为选择的决定程度不同,信仰对人们行为的选择居于支配地位,实现信仰的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

  只有当信仰与手段一致时,人们才会考虑手段的经济性,反之,当信仰与手段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倾向于信仰而不顾一切。

  (二)从个人信念到社会信念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生活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中国面临外强凌辱和国内政局不稳,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萌生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最初愿望。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总在探索怎样能够使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思想,

  这一时期毛泽东个人救国救民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①,「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大同思想对其个人思想有着深厚的影响,从青年时代的"新村计划"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无不留下大同思想的烙印。」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苏联集体农庄成功的经验。

  "大同"思想的精髓是平均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类终极理想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并最终实现国家和阶级的消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境界的核心思想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并且,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又为毛泽东树立了农业合作化的典范。于是,毛泽东的信仰及其实现手段就有了清晰的轮廓,毛泽东的个人信念有了完整的体系,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快实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富裕,并最终迈进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历史悠远,追求社会平等和天下为公的至善至美的大同境界是社会精英人物和大众长期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历朝历代的农民领袖的革命纲领无不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从唐末黄巾军的"黄天太平"、北宋初年王小波的"均贫富"、南宋初年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赋",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大同思想是一条贯穿两千多年农民战争的主线。而士大夫阶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无不渗透大同思想的意识,如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于是,毛泽东的个人信念就有了社会精英人物和社会大众共同接受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社会精英人物依据自己生活的文化传统、资源环境以及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开始对毛泽东的信念进行思考。在社会精英人物思考、领悟甚至与毛泽东信念碰撞的过程中,毛泽东个人在战争年代表现出来的才能、人格魅力为他树立起权威,最终,赢得社会精英人物的聚集并接受他的信念,从而形成一个社会主导集团信念。主导集团信念经过提炼、宣传、让国人学习,社会大众看到了希望,最终成为社会接受的思想,成为社会信念,那就是毛泽东思想。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毛泽东个人的信念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三是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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