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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如防火——论对腐败的抑制
一,腐败与权力 
         
          如同自然界的腐烂总是同有机物有关一样,社会腐败总是同权力有关。简单地说,腐败是使用权力的副产品。当公共权力不是朝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而是朝着有利于私利的方向使用时,腐败现象便会产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私利不只是指行使权力者的个人利益,也指他所隶属的集团利益。当他为之谋利的集团范围远远小于向他授权的公众范围时,这个集团的利益,就可以被定义为“私利”。只有当谋利范围等于授权范围时,对公共权利的使用才是正当的,才不产生腐败现象。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权力行使者为了满足超出授权范围的更大利益,牺牲了授权公众的利益。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牺牲本国利益以谋求“人类利益”,就属此类情况。这种使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已超越正当的范围,而达到了正义的层次。不过这种情况常常掩藏着更大的危险:权力行使者借口更大范围或更长远的利益,牺牲公众的当前利益,冠冕堂皇地谋取一己私利。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成批饿死,而当地领导人却谎报丰收,并调出粮食“救济”其他地方。这对于个人升迁固然有利,而对于群众则是灾难。这是由虚假正义堕落为真实腐败的例证。

          第二,官场腐败与专制残暴不是一回事。腐败伴随着公共权力目标的丧失。当权者除了为自己谋取好处不知道运用权力要干什么;或者虽有朦胧的目标,却无法找到达到目标的手段。一个政权处于这种境地,既是腐败的结果,也是加速腐败的条件。当年,南宋政权面临着危机,但它对危机缺乏意识,或无力克服危机,只好偏安一隅,纵情淫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所以,腐败与无能是一对孪生子。残暴的政权则不然,暴君或暴君的“代用品”往往具有非凡的才能,并有过分强烈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权可以是腐败的,也可以是极其清廉的。众所周知,加尔文新教政权虽然残暴,但绝谈不上腐败。加尔文本人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极端禁欲主义者。他的残暴是出于他对自己的上帝和“真理”的捍卫。 
 
          当然,残暴与腐败也有内在联系。一个残暴的政权如果不像秦王朝那样立即灭亡,就很容易衰变为腐败政权。残暴与腐败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起源于对权力的滥用。所不同的是,残暴几乎不给任何人带来利益,包括不给自己带来利益。它只是为了上帝、主、天国等一类抽象空洞的东西,或“崇高的原则”和“伟大的真理”,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侵犯人类,牺牲一切。腐败则是朝着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方向滥用权力。这已经揭示了腐败的本质:腐败就是权力变质,就是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权力的社会职能萎缩,侵吞社会财富的机能就会亢奋。这样,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权力就发生空缺,权力由原来排除社会障碍的机制变成了障碍机制本身,这就如同吞噬细菌的巨噬细胞病变为吞噬健康细胞的癌细胞一样。社会正常运行受阻,会呈现一派混乱景象。 
 
          更糟的是,腐败会加剧全社会的“权力饥渴”症。公共权力变质所造成的空缺,需要新的权力来填补,还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消除权力变质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讲的是权力的社会需求。个人对权力的需求更旺盛,因为在“以权谋私”成了社会风尚的情况下,获得了权力就有可能获得一切。结果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官位泛滥成灾,差不多全民皆官;另一方面,到处使人感到权力短缺,要干成任何重要的事情都缺乏必要的权力。这就是所谓有权的人越多,有用的权力就越少。用来谋私利的权力越是膨胀,谋公益的权力就越是短缺。正是因为腐败加刷“权力饥渴”,从而加剧官位泛滥,所以,腐败是加速的。

          这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众多困境中的一个困境:既需要权力,又害怕权力;权力既组织社会,又损害社会。有些为人正直、感情冲动的思想家对一切权力大申挞伐,恨不得像扔掉脏衣服一样抛弃一切政府。但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上策。在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中,人类学会了一些更好的办法。虽然不能说已经摆脱困境,但毕竟找到了几味控制腐败病情的良药。 
         
          二,抑制腐败的三种机制 
         
          既然腐败产生于对权力的滥用,要抑制腐败,必须为权力的洪流修筑堤坝,对权力进行限制。有两类基本的限制方法被人类尝试过;一类是“在朝集团”(指统治集团)的自我约束,另一类是通过民众个人权力的发展,实现民众的自我防御或对当权者进行公共选择。第一类限制方法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内部制约,记为Ii,第二类限制方法可以称之为权力的外部隔离或外部制衡,记为Ⅱo。考虑一下森林的现代防火措施,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力的外部隔离对防止腐败的意义。连成一片的森林一旦起火,基本上无法抢救,直到全部森林烧成灰烬为止。宽阔的森林隔离带可以阻止火势无限蔓延。出于类似的考虑,人类在当权者与民众之间也筑起了宽阔的“防火”隔离带,使民众的个人权力不可侵犯。这就规定了权力使用的边界,为抑制和阻止无限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性。 
 
          不难看出,Ii是传统社会抑制腐败的基本办法。由于传统社会的统治权力来源于征服或神授,而不是民授,不可能实行权力的外部隔离,只能诉诸在朝集团的自我约束。经过长期努力,Ii终于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制度,特别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其精美与完善曾经举世钦羡。现代社会继承了官僚制度的若干基本原则和基本制约形式,但它创造的Ⅱo的制度形态——自由民主制度则是传统社会从未完整采用过的。 

          不间断的连续现代化过程,可以使人类社会平稳地从机制Ii为主过渡到机制Ⅱo为主。西欧社会大体如此。如果这个过程不巧被中断,在中间插入一个例外的阶段,社会就会进入Ii和Ⅱo都不起作用的区域,因为官僚制度已经被当作旧国家机器打得粉碎,新的自由民主制度一时又建不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间歇,社会可能因此滑向腐败与无政府主义交替出现的深渊。这种可能性没有完全变成现实,应当归功于第三种抑制腐败机制的发明,这就是对腐败分子的清洗运动,或称为“割韭菜”运动,记为Ⅲc。这一方法被我们过去多次采用过。
          我们现在分别讨论一下这三种机制。 
         
          1、官僚制度 
         
          一看这四个字就会有人皱眉头。其实,官僚制度是中性概念,只要有政党与政府存在,就一定有官僚制度。我粗浅地思考过我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它对于延缓腐败确实有用,它所遵循的权力内部制约原则至今也没有完全过时。 

          第一项原则是官员的自我约束原则。这是官僚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整个官僚制度的基础。中国古代通行的看法是,只有有知识、有理性、有儒家道德修养的人,才有比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才能当官。无知的人不知道节制,一旦掌权,穷凶极恶,不可收拾。因此,应当根据儒家道德修炼的深浅来决定任官的大小。基于这种考虑,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官员教育制度的建设。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就是官方与民间结合的为官教育。科举制度就是在民间教育的基础上对希望任官的人进行资格遴选。取得资格者要想做大官,还要接受官方的进一步教育和进一步遴选。这一套制度是相当严密的。 

          第二项原则是权力限制原则。经过历代王朝的补充和发展,这一原则演化为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科举制,从总体上限制职数和有资格当官的人数,绝不像今天这样,什么人都可以当官,官位泛滥。二是回避制,本州人不能在本州任官,更不用说在本县任官。作这项规定的目的,是要剪除裙带关系以及由裙带派生出来的其它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往往是滥用权力的直接诱因。三是任期制与轮换制。当然,这里的任期制不是现代限任制,而是规定官员在同一个地方的任职年限,期满便易地续任。封建君主深知,一个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像一株老树生长出盘根错节的关系,像一只蜘蛛编织出丝丝缕缕的权力网络,极易为自己也为同伙捕获利益。到期轮换制是为了打扫“蛛网”。四是告老还乡制,这有几个好处:使离职官员既不能利用任职期间培植的关系谋取私利,也不能利用它来干预新任官员的工作,还可以免除老百姓养几届政府官员之苦,甚至可以保持京城的庄严,不会到处都是官邸。 

          第三项原则是检查监督原则。体现这个原则的主要制度是京察制度、述职制度和巡抚制度。为了便于检查官员的行为,及时制止因官员腐败而造成的冤屈,许多朝代都保障老百姓击鼓喊冤和拦轿告状的权利。在无鼓可击和拦不住轿车的今天,社会舆论工具可以被认为是代用品。 
            
          第四项原则是事后惩罚原则。封建时代的教育工作都是事先的,不是事后的。犯法的官员一经查出,不用指望有什么“吹面不寒杨柳风”式的说服教育,轻则下狱流放,重则满门抄斩,确有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
 
          封建王朝隆替兴衰的历史表明,官僚制度对于抑制腐败、维系朝纲虽然有用,但其作用毕竟有限。在没有权力的外部隔离的情况下,在朝集团的自我约束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权力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渗透性,除非遇到同样强大但作用方向相反的权力(民权)的阻抗。它能使一切严格的约束制度慢慢软化,以致无人遵守,最后失去作用。当在朝集团本身已无力克服自身严重腐败时,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事变,常有起义的农民参与其事,帮助洗刷污秽的官场。改朝换代对于解决腐败问题的作用,就在于宣布原有在朝集团业已变质的权力全部作废,以便于重新确立起严格的官僚制度。可见,官僚制度难以单独抑制腐败,在传统社会,有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作为它的补充;在现代社会,它与自由民主制度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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