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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生活方式与体制规则看道德现象

内容提要:道德行为的确立,离不开正式非正式行为规则的激励与约束,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体制是相应道德观念产生维系的基础。我们应该从体制规则而不应该从人的道德素质与道德观念出发看待社会道德现象。落后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的铲除,不能依靠观念批判,而要依靠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与社会行为规则的现实努力。

关键词:行为规则 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体制

在“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一文中,韩德强先生认为,亚当-斯密的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自动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源;是斯密以来西方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也是促成我社会日益严峻的道德问题的缘由。正所谓:“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1],“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2]

这一认识基于一种朴素的观念,即好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可以带来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又会带来好的官风、民风,而官风清廉民风纯朴则是建设好的社会的基础。古代儒家对人的成长要求体现了这一思想,即,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塑造过程,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学派看来,道德决定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是“国之所以废兴存亡”的根本。19世纪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这种道德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甚至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都建立在道德改良上,企图通过道德手段,通过“爱”的说教,通过劝导富人对穷人仁慈来实现自己的理想[3]。

当然,从道德观念与道德素质出发看待人的行为表现并非全无道理,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就曾塑造过一大批为了他人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仁人志士;雷锋思想及其道德观念的普及,曾经使得社会上艰苦奋斗、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事迹蔚然成风。所以,当一段时间以来,官场上吃喝玩、泡酒吧盛行一时,参与者日众的时候,官员的官德何在,党性何在,肯定是人们需要追问的;当商场上,一些生意人从制造假冒商品发展到制售有毒有害的商品,从骗顾客骗朋友到骗家人,从骗吃骗喝到骗银行的时候,国人的良心何在、信誉何在、道德何在,肯定是人们需要纠问的。

然而经验表明,长久的社会生活培养了人们符合交往需要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准则,合乎道德的行为与合乎道德的观念,在任何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一个地区或者社会出现了普遍违反公认道德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或现象,很少能用人们道德观念与道德素质的状况来解释。比如二战期间,德国人普遍参与的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你能够用德国人的基本道德素质与所持有的道德观念来解释吗?文革期间,当绝大多数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以“官话”、“跟形势的话”、符合左的观念的话来表示意见和态度,将自己真实的意愿埋在心里,或只对家里人、对最亲密的人诉说自己真实想法的时候,这种公开普遍的讲假话的行为,能够用那个时期人们道德素质的低下与诚信道德观念的缺失来解释吗?当广大革命群众或红卫兵小将,对“阶级敌人”毫不留情、残酷打击,对地富反坏右和当了走资派的领导、校长采用毫无人道的手段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这样的行为普遍发生的时候,从道德出发的解释或者诉诸于革命群众、青年学生道德素养的拷问,就显的苍白无力。同样,当假货横行、造假行为普遍泛滥的今天,用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来解释,亦难以让人信服。况且,像汕头地区那样大面积参与骗税的现象,像厦门那样无数人卷入走私的情形,要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道德水准与道德素质普遍低下,民风不纯、人心不古,那也不符合实际。

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或者说道德本性,人的诚实、守信、爱美之心、恻隐之心,人的公平与正义感,不仅受历史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有生活经验的教训与塑造,是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必然产物。在熟人、友人、同学、父母、爱人、子女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当中,在单位、社区当中,如果你常常说假话、常常昧着良心办事,常常不讲道德,你就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从而失去在此类社会圈子里所能得到的一切。你的不仗义带来所有人对你的不仗义,你的不讲良心导致所有的人对你的不讲良心,你的不助人常常会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实际上,自私和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败坏道德的因素,而是形成社会道德的基础。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利人才有可能利己。自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产生符合交往需要的道德行为与公认的道德准则。撒切尔夫人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到:“社会主义者自信并使许多人也相信,自由经济是基于利润之上的。因此它包含并且鼓励自私自利。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自私的,是坏东西。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利他主义,是无私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会得到这种思想的哺育。这种信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是,人是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家庭,生活在家族、社区和国家中,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宗教的创始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道德的基石。宗教里‘要像爱护你自己那样爱护你的邻居’和‘要像对待你那样对待别人’的教导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理论不抹杀自己,不是把爱护别人超过爱护自己。相反,他们认为关心自己,为自己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并要求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这种理论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真理:关心自己是关心他人的基础。”[4]

不仅基本的道德观念是长期社会交往自然形成的,而且人的道德本性或曰“善根”“良心”等等,像地球的温度一样,数千年来很少变化,亦很难得到根本的改造。正如赫伯特.西蒙总结的那样,“人类在20世纪进行了两大试验和无数更小的试验,以验证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中能够通过重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的变革来塑造出‘新人’和新制度,实现基本的人类目标。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新制度不可能有效的运行,而‘新人’尤其不可能产生。在前苏联,人们的动机似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两样,既不会更自私也不会更高尚。实际上,人类彼此惊人的相似。”[5]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与个人的具体道德表现是会变化的,也是有差别的。只是这种变化与不同,不能由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基质的优劣来说明,而应由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规则(正式的与非正式规则)来解释。打的鼻青脸肿却依然被围观者叫好,被称之为英雄,这只能由拳击体制的目的追求、价值衡量标准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与唯利是图的行为动机,不是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观念或道德本性能够解释的,应由特定的生产关系体制规则来说明。人们常说良心未泯、人皆有良心,但是为什么良心在黑社会团伙中,仅仅表现为少杀或不滥杀无辜,不加害有恩于我的人;在拳击场上,只表现为不再重拳击打无还手之力的对手;在反右时期的党政领导那里,只表现为决不无中生有、编造事实划人右派,实在完不成打右派任务,宁可将自己划成右派;在假酒生产者那里,表现为只用质次价低的假原料,而不用有毒有害致人死命的假原料。根本的原因在于:特定的制度规则与生活方式,已经为人们的社会行为规定了基本的方向与评价标准,如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与良心只能改变行为的程度,改变不了行为的方向与性质。以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例子来说就是,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资本家个人的道德观念与良心永远不可能消除生产的唯利是图性质,能够影响和改变的只能是追求个人私利的程度与具体方式:以残酷的不顾工人死活的方式,还是相对文明的方式;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还是追求适度利润。

与道德决定论的观点不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唯利是图性质、非人道性质,马克思从来没有从道德观念和人性善恶的角度加以解释。相反,他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6]对于社会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不能从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不能从人们对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只能从现实的生活与生活方式(或者说生产与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以这个观点来看待我们社会的道德变化,应该说,经济人意识与自私观念的传播影响不是问题的根源。寻找社会道德变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不是寻找可能影响道德行为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太多:传统、习惯、宗教信仰、自私的本性、正义难彰的环境等等都是),也同样需要从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的体制规则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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