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所说[de]“上帝之死”[de]时代就是基督教信仰面临有史以来最大[de]危机[de]时代。尼采所说[de]“上帝之死”是对欧洲虚无主义时代危机[de]历史无神论[de]深刻判断。尼采并没有说上帝不存在，他也没有说上帝是人[de]本质[de]对象化投射，他说[de]是，上帝连同整个基督教[de]文化，连同整个西方对最高价值[de]规定都已经不再被西方信仰和信任了。不仅仅是不再信仰上帝，而且是不再坚持传统西方[de]最高价值体系了。尼采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虚无主义”，也就是欧洲虚无主义。尼采[de]话“上帝死了”富有声势和色彩地表达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这场西方全局性[de]变革[de]特征。“上帝之死”几乎成了一个可以与基督教诞生一样重要[de]历史事件。自此以后[de]所有[de]严肃思想家都无法绕开这一重大事件进行思考：我们如何在这样[de]历史处境中面对“上帝之死”，克服自身虚无主义[de]历史处境呢？

    在二十世纪，“上帝之死”则成了一个合法[de]命题。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整个西方[de]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大[de]历史变化，这一变化决不仅仅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所抨击[de]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自身腐败[de]结果，而是整个西方文化危机[de]表征，是整个西方文化转型[de]结果。上帝[de]形象和上帝概念以及整个上帝这一词语所支持[de]和支撑它[de]西方基督教文化突然崩塌了，基督教[de]道德伦理不再有效了，人们突然失去了安身立命[de]根基，失去了存在与生活[de]意义和价值[de]源泉和标准。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批判[de]是基督教[de]信仰和神学，尼采批判[de]就是基督教[de]道德，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文学[de]方式最深刻地表达了失去基督教信仰之后生存毫无意义[de]巨大[de]虚无感。“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意志就都是我[de]意志。”“一切都是可能[de]了”，这就是“自杀和杀人[de]充足理由！”这个世界剩下[de]就是纯粹[de]利益和权力，反抗上帝[de]群魔乱舞[de]暴力和宇宙主宰[de]空虚[de]人。 在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三大思想家之后，整个欧洲基本上已经接受了“上帝之死”[de]历史进程为一个历史不可逆转[de]事实了。“上帝之死”不再是一个尼采式[de]问题了，而成了一个不言自明[de]前提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上帝之死”时代[de]信仰状况和思想状况。

    海德格尔在《尼采》 中以一个哲学家[de]体验分析说，尼采[de]话“上帝之死”[de]上帝指[de]乃是哲学[de]上帝，也即传统形而上学[de]上帝。传统[de]形而上学[de]上帝乃是基督教[de]上帝概念[de]一部分。基督教[de]上帝概念既包括圣经中[de]道成肉身[de]耶稣基督[de]那个上帝概念，也包括作为本体论上最高[de]存在和最深[de]根据[de]统一性和目的性[de]上帝概念。传统[de]形而上学[de]上帝概念指[de]是一个超验[de]、超感性[de]世界，其一系列[de]名字是理念、善、最高存在、根据、理性、自因、进步、最大多数人[de]幸福、文化、文明、最高价值等等。那么，“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作为抽象[de]绝对精神和绝对价值[de]上帝理想形象[de]死亡；“上帝之死”就意味着这些概念及其所表达和塑造[de]世界和社会已经崩溃了；“上帝之死”就意味着本体论神学[de]人造[de]文化偶像[de]死亡；“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一个欧洲虚无主义时代，也即没有根据[de]意义和真理[de]时代[de]来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说[de]“上帝之死”是一个“存在史”[de]事件，是西方现代性[de]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de]人们不再信仰上帝[de]宗教现象和社会现象。

     “上帝之死”首先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de]判断，描述了十九世纪末以来[de]时代[de]信仰状况。但是，与此同时，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信念意味着在社会中积极地驱逐作为信仰[de]意义和真理[de]上帝本身，也就是“杀死上帝”。对于欧洲思想家而言，尼采[de]话“上帝之死”[de]后果就是“欧洲虚无主义”，就是欧洲精神“无家可归”[de]状况。杀死了上帝就意味着欧洲旧[de]文化体系[de]转换，意味着进入了一种“非基督教道德”[de]时代，意味着进入了一种彻底[de]政教分离[de]时代。在这一西方文化[de]现代性转换[de]过程之中，必然会发生价值、意义和本体论基础[de]危机。这一危机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de]基本形态。基督教本身[de]危机只是这一现代性危机[de]一部分。“上帝之死”就是对这一现代性危机[de]一个最特征鲜明[de]根本表达。因此，“上帝之死”并非一个浅薄煽情[de]口号，而是一个深刻[de]时代诊断。尤其是那些深刻地经历了“上帝之死”[de]时代经验[de]思想家，对于他们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de]基督教[de]或神学[de]或信仰[de]问题。

    “上帝之死”这场庞大剧烈[de]变革不仅意味着一种传统[de]哲学[de]形而上学[de]上帝概念[de]彻底消亡，而且也意味着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de]思想体系和以基督教人性论和基督教道德为核心[de]伦理体系[de]彻底崩溃，首先更意味着当时[de]各种各样[de]神学[de]上帝概念[de]破产。“上帝之死”[de]境况提出[de]严峻[de]问题就是，基督教要么彻底消亡，要么彻底更新。整个处于这一前提之下[de]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不可能象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一样无动于衷。因为，在“上帝之死”[de]时代里，如果神学家和基督徒也默认这是一个不可逆转[de]历史进程[de]话，如果也支持传统[de]上帝概念不再具有任何意义[de]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就不再有任何根基了。那样[de]话，除了是一种传统[de]惯性和宗教习惯之外，基督教神学和教会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尼采[de]“上帝之死”是基督教神学和教会本身所面临[de]最紧迫和最重要[de]问题。“上帝之死”所引起[de]上帝问题在基督教内引起了双重[de]危机，即教会和基督徒[de]身份认同危机（Identit?tskrise）和现实相关危机（Relevanzkrise）。因此，二十世纪所有新[de]神学必然要打上“上帝之死”这一危机事件[de]明显标记。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de]神学都处在“上帝之死”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二十世纪西方神学和教会持续不断[de]变革正是回应时代中上帝信仰[de]艰难困境。 这其中，朋霍费尔乃是在神学上、在教会上以及在基督徒个体[de]实践上，最深刻、最诚实、最坚定地回应这一时代[de]困境[de]天才[de]基督教神学家和当代基督教圣徒。正是受到朋霍费尔[de]影响，才有二战后[de]英美[de]“上帝之死神学” （安立甘宗[de]阿尔泰泽、瓦哈尼安、范布伦、加尔文宗[de]哈密尔顿、安立甘宗[de]罗宾逊、考克斯、犹太教[de]鲁本斯坦等），和德国[de]莫尔特曼、云格尔、奥特和索勒等人[de]“上帝之死之后”[de]神学。

    二、朋霍费尔[de]回应与反思

    被罗宾逊称为“上帝之死神学之父”[de]神学家朋霍费尔最清楚地让人们看到时代信仰状况与信仰本身[de]区分，也就是一个真正[de]基督徒如何面对上帝被驱逐出西方人生活[de]中心[de]时代境况。朋霍费尔[de]事业一言以蔽之，就是阐明在一个“上帝死了”和“世界成年了”[de]时代中，做基督徒[de]意义、基督教会[de]意义和圣经话语[de]意义。

    朋霍费尔1943-1944年在特格尔狱中，作为一个神学家、基督徒和同时代人，他以书简[de]方式向世界谈到了自己对时代信仰状况[de]诊断。他说，基督教在今天成了一个问题。赎罪和拯救，悔改和新生，神圣[de]圣灵，对敌人[de]爱，十字架与复活，在基督里生活，基督徒[de]身份，所有这些通通成了问题。人们不可能再具有宗教气质和宗教情感了。人们从生活中消除了痛苦，并以此为生活[de]追求。人们也几乎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能理解原罪[de]意义。人们不再能理解什么是律法，也不再能理解上帝之国和公义了。在整个人类[de]各种事务中，在普通人[de]心中，被人们称之为“上帝”[de]东西正越来越失去他仅存[de]一点地盘。没有上帝[de]生活完全可能。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宗教[de]时代。这是一个不信上帝[de]无神论时代。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化枯竭[de]时代。这是一个动荡[de]激烈变革[de]时代。现在人们说“宗教”一词[de]时候，与它本来与信仰同义[de]含义已经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了。作为基督教之为基督教[de]宗教先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宗教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果说在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上帝已经完全没有地盘[de]话，至少宗教还是保持为拯救个人[de]灵魂[de]私事。但是朋霍费尔说，他特别害怕与还有所谓宗教性[de]人在一起谈论上帝。因为那听起来不太真实。他们仍然一到智穷力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de]困难时就谈起上帝。

    他分析道，这种情况是一场人类走向自律、世界走向成年[de]运动[de]结果。他在1944年7月16日[de]信中说：“历史地看，走向世界[de]自律有一个很长[de]发展过程。在神学中，首先是切伯里[de]赫伯特勋爵，他宣称理性对于宗教认识就充分足够了。在伦理学中，蒙田和博丹他们以生活规则取代了上帝[de]诫命。在政治学中，马基亚维利他使政治学说摆脱了普遍[de]道德，并建立了‘国家理性’学说。此后，仍然在人类社会自律[de]方向上，但内容又有所不同[de]是格劳修斯，他把国际法作为他[de]自然法，‘即使上帝不存在’（etsi deus non daretur），它也是一种有效[de]。这个过程最终在哲学中得到完成。一方面有笛卡尔[de]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是一部机器，无需上帝[de]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de]泛神论，他认为上帝就是自然。康德根本上将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这些思想[de]目标就是人和世界[de]自律。

    在自然科学中，这个过程开始于库萨[de]尼古拉和布鲁诺及其‘异端’[de]空间无限理论。古典[de]宇宙与中世纪被造[de]世界一样，是有限[de]。一个无限[de]宇宙无论怎样设想，‘即使上帝不存在’，它都会自行运转[de]。[de]确，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de]无限性并不象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那些有限[de]宇宙概念上去。

    上帝作为道德[de]、政治[de]、科学[de]起作用[de]前提现在被抛弃了，甚至上帝作为宗教[de]或哲学[de]前提也都被抛弃了，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尽可能地抛弃这些起作用[de]前提，乃是一种理智[de]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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