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朋霍费尔对时代[de]信仰状况[de]诊断。无疑，朋霍费尔所开列[de]世界历史[de]世俗化进程和独立中立化进程[de]特征还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上帝之死”，“世界[de]除魔”，“欧洲虚无主义”，“世俗化”，“无神论”等等不过是我们最常用[de]几个标签而已。在整个持续三、四个世纪[de]西方现代历史进程中，许多社会历史政治事件或科学文化事件，甚至地理发现、技术发明都可以作为标志性特征描述这一进程。 当然，也可以用基督教内部发生[de]许多事件来标志这一进程，比如布鲁门伯格认为，中世纪晚期上帝绝对意志[de]唯名论对人[de]自持[de]要求和授权乃是近代[de]开端；而有人则把基督教[de]世俗化追溯到灵知教派；韦伯甚至将“世界[de]除魔”一直追溯到旧约。沃格林把宗教改革[de]教会分裂和教派迭起视为近代[de]开端也许是老生常谈了；海德格尔和朋霍费尔都认为路德[de]称义[de]确定性无疑受到了笛卡尔[de]自我意识[de]确定性和明晰性要求[de]影响；舒茨（Paul Schütz）说路德[de]唯信主义是现代个人主义和信仰私人化[de]起源……朋霍费尔既从基督教内部体验和思考，也从近代[de]世界历史去思考“上帝之死”这一巨大[de]历史事件。朋霍费尔最后[de]提问“那么，还有什么空间留给上帝呢？（Wo beh?lt nun Gott noch Raum?）”并不是对基督教严厉[de]诘问，而是对基督教[de]呼召，吁请对“上帝之死”作出神学[de]解释和信仰[de]决断。这就是他在同一封信中所说[de]，对基督教及其神学体系和教义体系进行“非宗教[de]解释”，尽管在神学和教会本身看来这是非常激进[de]做法。

    朋霍费尔说，他不喜欢在人[de]生存[de]边缘情境中，在软弱无助中，在生活[de]自暴自弃中，去企求一个万能[de]上帝及时显灵，帮他解决一切困难和痛苦。他希望更加真实和坦诚地谈论上帝。在生活[de]中心，在人[de]力量中谈论上帝。他不喜欢在生活[de]彼岸谈论上帝[de]能力，而要在生活[de]苦难和现实中真诚地站在上帝面前。他认为，那场人类[de]自律和世界[de]成年[de]“上帝之死”[de]过程具有积极[de]一面，它是一个被启示出来[de]征象，那就是使人放弃虚假[de]“上帝概念”，放弃作为在一切地方都起作用[de]前提和假设[de]上帝，走向圣经中[de]上帝，一个软弱[de]、被侮辱和被损害[de]、钉上十字架[de]、受苦受难[de]上帝。朋霍费尔认为“上帝之死”就是作为费尔巴哈[de]人[de]本质对象化[de]上帝、弗洛伊德[de]“父法”形象[de]上帝死亡，就是人要依赖[de]显神[de]上帝（deus ex mechina）之死。世界越不相信各种偶像崇拜[de]人造上帝，也许就因此在无名沉默和渴求之中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上帝。索勒、凯泽曼、莫尔特曼、云格尔、汉斯?昆等六十年代一代[de]神学家接受[de]都是这一“苦难[de]上帝”和“悲情[de]上帝”。这一上帝就是圣经中[de]上帝，它既不是哲学[de]上帝，也不是神学[de]上帝。除此圣经中[de]上帝之外并无别[de]上帝。

    从圣经[de]上帝来看，那种虚假[de]上帝（哲学[de]上帝和神学[de]上帝）乃是各种世界[de]抽象属性如全能、全知等[de]集合。这种思辩中[de]上帝并不是在人[de]生存[de]位格中与人相遇[de]上帝。中世纪形而上学或哲学中[de]上帝并不是全然抽象[de]上帝概念，因为它们属于整个基督教大一统文化，中世纪并非首先通过形而上学来经验上帝[de]，所以，这种哲学[de]上帝不可经验[de]危险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当哲学同神学在近代分离之后，尤其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上帝就已经被哲学以及哲学[de]神学（如自然神学、理性神学、宗教哲学等等）弄得不再可经验[de]了，进入哲学中[de]上帝与圣经中[de]上帝再也没有任何相同[de]地方了，人们也不再能从哲学与神学一体[de]思维方式去理解安瑟伦和阿奎那[de]上帝存在[de]证明[de]意义了。因此，大神学家蒂利希[de]后有神论重新把上帝视为存在本身，他认为所谓[de]“上帝之死”只是以一种象征[de]方式，指出“一种”有神论[de]上帝概念[de]死亡。“上帝之蚀”只不过是人以其力量和意志遮掩掉了上帝[de]“一部分”而已，作为存在[de]基础和终极关怀[de]上帝始终与人[de]生存相互关联。

    朋霍费尔是基督教世界中第一个按照尼采所说[de]“理智[de]诚实”接受“上帝之死”[de]时代状况[de]。朋霍费尔[de]神学是以对上帝之死[de]承认为前提[de]。因此，称朋霍费尔[de]狱中神学是一种“上帝之死神学”似乎也有一点道理。但是，对于朋霍费尔来说，接受上帝之死只是第一步，他[de]神学努力就在于回答一个问题：在无宗教[de]时代中，基督教是否还有可能？对上帝[de]信仰是否还有可能？朋霍费尔[de]神学最终是否是一种耶稣论？朋霍费尔对作为宗教[de]基督教[de]衰落和对传统[de]上帝信仰[de]崩溃有非常清醒[de]认识，作为一个基督徒和神学家，朋霍费尔对此他毫不回避而是诚实面对。这是朋霍费尔[de]人格和思想最感动人[de]地方。一个无神论者声称上帝之死，或者一个基督徒声称信仰上帝，这都不足以触动这个时代[de]神经，唯有一个真诚[de]基督徒和一个深刻[de]神学家说出“上帝之死”[de]时候，并在无宗教[de]无神论[de]时代中寻找上帝[de]时候，这才是最激动人心[de]事情。

    当朋霍费尔在1944年7月16日[de]信中用一句拉丁语（etsi deus non daretur）来表述他[de]上帝信仰[de]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de]良苦用心。这句拉丁语是一个虚拟句，意思是“即使上帝不存在”，其含义是说“上帝看起来好象是不存在[de]”，但这决不等于一个“上帝不存在”[de]断言。不存在[de]或者消失[de]是宗教[de]上帝（Gott der Religion），因此，“没有上帝”（ohne Gott）这是对无神论时代状况[de]判断和承认，即所谓[de]上帝死了，宗教[de]上帝死了。圣经[de]上帝也是将耶稣弃置在十字架上，这也表明“没有上帝”，或者说“上帝[de]肉身”死在了十字架上。上帝是被这个世界送上[de]十字架，尼采更加阴险地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然而，纵然上帝不存在，我们也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上帝通过将耶稣遗弃在十字架上教导我们，必须作为一个没有他也能过得更好[de]人而生活，我们必须学会不依赖于他而生活。当人们真正地成年[de]时候，真正地自律地独立地没有上帝也能生活[de]时候，人就与真正[de]上帝遭遇了，人就会在苦难中遭遇到那个真正[de]受难[de]软弱无力[de]上帝，需要我们强力[de]人[de]帮助[de]上帝，同时这个上帝也以爱[de]无力[de]力量帮助我们，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与站在上帝面前（vor Gott），与上帝同在（mit Gott）。对于朋霍费尔来说，一个被一千九百年所坚持[de]宗教[de]万能[de]上帝死去了，但是人们正因此才能重新找回来那个在圣经中被世人钉上十字架[de]、软弱[de]、需要现代[de]成年[de]人帮助[de]上帝。

    因此，“上帝之死”不仅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不仅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不仅是一个困境，也是一个转折。“上帝之死”带来一种新[de]上帝观，或者说，这并不是一个新[de]上帝，而仍然是圣经[de]上帝，但绝对不再是本体论神学[de]上帝，不再是形而上学[de]上帝，不再是拯救灵魂[de]上帝，不再是道德至善[de]上帝，不再是世界[de]统一性、意义和根据[de]自因[de]上帝。 真正[de]上帝就是圣经[de]上帝，就是一个能受难且已经受难了[de]上帝。这个上帝正是通过他在耶稣基督中[de]软弱无助和受苦受难成为人[de]担当和慰藉。基督教本身是追随基督和纪念基督[de]共同体和蒙召[de]人，这些人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一起生活就是分担参与上帝在耶稣基督中[de]苦难，为这他人而生活。与上帝一起生活就不意味着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而是以一个成年[de]人[de]力量去分担和参与上帝之爱[de]软弱无力，因为与人[de]强力意志相比，上帝之爱[de]本质恰恰是软弱无力[de]。上帝道成肉身是为了这个世界，为了这个世界[de]人，上帝[de]肉身耶稣在此世[de]存在就是全然为着他人[de]生存，在他[de]生平和死亡中我们看不到一点所谓他[de]自我和个体[de]东西，并且他以自己[de]身体承担了他人[de]软弱和苦难，亲自上了十字架。朋霍费尔[de]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更强调此世[de]耶稣承担世界[de]苦难[de]意义，而不是强调十字架[de]荣耀和十字架[de]奥秘。

    在无神论[de]时代中，这个苦难[de]上帝将成为隐秘[de]基督徒[de]全部生活隐秘[de]中心，是生活复调[de]坚定而清晰[de]主旋律。在主旋律坚定而清晰[de]条件下，就要最大可能地发展其他各个声部[de]旋律，形成一个完整[de]基督生活[de]织体。没有主旋律，其他各个旋律就是完全自律、各自发展[de]；同样没有对位[de]旋律只有一个单一[de]主旋律，就失去了基督生活[de]丰富性和整体性，也就不复为基督[de]生活了。朋霍费尔[de]复调[de]比喻不仅针对基督徒[de]生活方式，而且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神学本身。基督教神学也必须是一个丰富[de]神学，既不能失去它自身[de]中心，同时也不能失去它[de]边缘域。十九世纪[de]自由神学无疑是失去了神学[de]中心，也就是上帝之道耶稣基督，辨证神学[de]革命就是重新确立基督教神学[de]中心和主旋律。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基督教自由神学和社会福音运动对此世生活[de]关注被辩证神学中断之后，就一直面临着一个在世俗化[de]世界中如何进入世界[de]问题。莫尔特曼将辩证神学对自由神学[de]中断称为“境域[de]丢失”（Verlust des Horizontes），也即“失去了世界[de]、历史[de]、精神现实[de]境域”。 而神学失去了境域也意味着“失去了中心”（Verlust der Mitte）。这正如朋霍费尔所说，失去了次终极[de]，也就失去了通往终极[de]事物[de]道路。虽然在一战后二战前巴特[de]辩证神学和布尔特曼[de]宣道神学重返了上帝之道[de]神学中心，但他们同时却又失去了上帝之道和上帝诫命历史[de]、此世[de]现实性。布尔特曼基本上对现实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尽管他加入了反对纳粹[de]认信教会，而巴特[de]巴门宣言[de]教会政治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二战后教会重建[de]现实需要。莫尔特曼认为，是朋霍费尔将基督论[de]中心真正地放在了此世[de]生活坚实而宽广[de]境域之上。他[de]希望神学[de]任务仍然是接续朋霍费尔获得现实境域[de]使命。正是这种基督徒[de]激情，这种神学家重建基督教[de]雄心，使得朋霍费尔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伟大[de]神学家，并且引发了六十年代英美激进神学运动和德国[de]希望神学、政治神学、普世神学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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