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友爱[de]政治”与“敌友之分”

    德里达在1994年出版[de]《友爱[de]政治》中说，1927年有两本重要[de]经典著作问世，一本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而另一本就是施米特[de]《政治[de]概念》。 同为经典著作，两者后来[de]命运却迥然不同。《存在与时间》已稳稳地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de]第一经典；而《政治[de]概念》则在其问世后[de]六七十年间，逐渐从西方主流学界和知识大众[de]言谈中销声匿迹，仅仅在一些二十世纪政治哲学[de]读本中才能看到这篇经典之作。1985年这位97岁[de]德国大师赫然仙逝。出人意料[de]是，施米特却在谢世后奇迹般地迅速重回二十世纪西方大师级思想家之列，其在德国和美国两地急剧上升[de]势头令人大跌眼镜，连当世大哲德里达也加入到对施米特[de]追逐与挪用之中。施米特[de]幽灵开始在美国和欧洲游荡。

    然而，与施米特不同，德里达试图解构“友爱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友爱”对存在和自然之爱[de]迷恋及其简单[de]友爱[de]政治；因此他也在解构政治，解构那种自然共同体[de]封闭[de]友爱政治。德里达以由他者和将来而来[de]责任和正义之名，试图建立一种承认与尊重差异[de]无限友爱[de]民主和无限民主[de]友爱。施米特在《政治[de]概念》中所说[de]“敌友之分”正是德里达[de]“他者[de]哲学”要解构[de]靶子。 对德里达来说，敌友之分[de]友爱政治将为差异[de]“承认[de]政治”所取代。由此，解构主义者不再是为了无限[de]能指[de]差异而汗流浃背[de]解构运动员，他将成为“无限异质性”[de]“未来[de]民主”[de]政治实用主义者。在德里达看来，施米特[de]政治[de]概念实在“太古典”了，德里达用列维纳斯[de]“他者”和“无限”[de]概念及其责任伦理学给施米特[de]“敌友之分”施洗。然而，从施米特[de]视角来看，如果取消了“敌友之分”，尤其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de]敌友之分[de]话（用德里达[de]话来说就是取消了“作为他者”[de]主权国家，用霍布斯[de]话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de]“自然状态”），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de]区分以及国家、主权、战争和敌人等概念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其实质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或者“责任”、“未来”、“正义”等名义消除政治，或者说，消除“伟大[de]政治”。

    二、“非政治化[de]时代”与“政治[de]概念”

    然而，政治是人[de]生存[de]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精神与精神[de]斗争[de]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生命与生命[de]斗争[de]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是生存与生存[de]斗争[de]基本境域和总体境域，因而是永远不可消除[de]。最重要[de]是，政治生活是一个民族生存[de]基本领域，是关系到一个民族[de]命运[de]存在方式，是一个政治统一体[de]前提。“以为一个不设防[de]民族便只有朋友，极其愚蠢；设想敌人或许能因为没有遇到抵抗而大受感动，则无异于精神错乱。比如说，没有人会相信，如果放弃所有[de]艺术和经济生产，世界就能进入一种纯道德[de]境界。人们更无从希望，如果逃避所有[de]政治抉择，人类就能创造出一种纯道德或纯经济[de]状况。即使一个民族不再拥有生存于政治领域[de]能力或意志，政治领域也不会因此而从世界上消亡。只有弱小[de]民族才会消亡。” 认为政治会消亡，国家会消亡，战争会消亡，斗争会消亡，在施米特看来都是“非政治化”时代[de]谵语，若不是为了别有用心地骗人，便是愚昧无知。因此，施米特认为要在一个“非政治化[de]时代”重申“政治[de]概念”，以及政治作为人[de]“极端状态”或者说“人[de]命运”[de]至高无上[de]地位，并且誓死批判自由主义对政治[de]中立化、技术化、规范化、道德化、经济化、和平化，一言以蔽之，“非政治化”。

    施米特[de]《政治[de]概念》[de]“文化批判”与海德格尔、恽格尔、卢卡奇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同样是对技术化时代[de]批判，尤其是对技术化时代中自由主义经济与文化理论[de]统治地位及其非政治化后果[de]批判。 施米特对西方现代性独特[de]历史诊断为他[de]末世论[de]调子提供了一副鲜活图景：这是一个中立化[de]时代，这一时代是西方四百年现代性[de]伟大变革[de]结果。西方四百年[de]现代性是一个剧烈[de]世俗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分四个阶段：十六世纪[de]神学，十七世纪[de]形而上学，十八世纪[de]人道主义和道德信念，十九世纪[de]经济。无休无止[de]神学争论和宗教斗争使西方从十六世纪开始寻找用技术手段消除冲突[de]中立化领域，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开辟[de]中立化领域成为重心不断转移[de]新[de]斗争领域。中立化[de]进程导致了现代技术[de]形而上学信念对人类[de]主宰和控制。“今天，工业化国家[de]大众仍然依从于这种麻痹人民[de]宗教，因为他们像所有大众一样，寻求各种激进[de]结论，而且下意识地相信，人们可以在此找到追求了四个世纪之久[de]绝对非政治化，普遍[de]和平便从这里开始。但是，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二者[de]机会相同，除此之外，技术什么也做不到。就此而言，无论是以和平[de]名义讲话，还是利用和平这类虚假[de]套话，都不能改变什么。今天，我们已经看透了，大众意见[de]心理－技术机制如何利用各种名目和言辞[de]迷雾来运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清那种玩弄言辞[de]隐秘[de]手段，懂得了人们以和平[de]名义来发动最残酷[de]战争，以自由[de]名义来施加最沉重[de]压迫，以人道[de]名义来制造最可怕[de]非人道。最后，我们也看清了那一代人[de]情绪，他们只看到技术时代精神[de]死亡以及没有灵魂[de]机械论。”

    施米特[de]“政治[de]概念”既是针对着四个世纪[de]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de]世俗化，也是针对作为其后果[de]政治浪漫主义[de]技术化政治。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不仅发展出“管理而不统治”[de]中立化[de]国家概念，不仅在大革命后发展出私人生活[de]审美化和浪漫化[de]领域，而且二者在政治[de]技术化、中立化和自由化[de]整合之下，形成了形形色色[de]“政治浪漫主义”，如缪勒和施莱格尔之流。政治浪漫主义和技术化[de]政治最集中[de]表现就是：国家成为法律秩序，而法律成为“国家理由”。然而，对于施米特这位欧洲首屈一指[de]公法学家来说，宪法学说要从国家[de]统一体及其主权来理解； 而在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de]政治学家看来，国家[de]统一体及其主权要从“政治[de]概念”来理解。“在法律生活[de]现实中，至关重要[de]是由谁来作决断。权限问题总是与实质[de]正确性问题并驾齐驱。法律形式问题就存在于决断主体与决断内容[de]对比中以及主体[de]正确含义中。它没有先验形式所具有[de]先天性空洞，因为它完全产生于法律[de]具体性。法律形式也不是技术性[de]精确形式，因为后者具有要达到某种目的[de]功利性，它在本质上是物质性[de]和非人个性[de]。最后，它也不是审美产品[de]形式，因为后者对决断一无所知。” 施米特[de]“政治[de]概念”，从普遍[de]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化、中立化、非政治时代[de]批判；从特殊[de]意义上来说，是对议会民主、形式主义法学、国家与社会[de]分离以及自由主义[de]各种政治法律理论[de]批判，尤其是凯尔森[de]法律实证主义和韦伯[de]法律社会学。

    三、“自由[de]技术”与“威权[de]政治”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de]批判被当今[de]自由主义者视为对自由主义[de]最大挑战，同时也是最大推进。当今西方最热衷施米特理论[de]乃是那些自由主义者。施米特在“历史[de]终结”和“文明[de]冲突”[de]时代氛围中复兴，这一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施米特目光如炬，他深刻地看到自由主义没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只有从伦理和经济对政治进行批判；没有国际政治，只有国内政治或政党政治。“不过，显而易见[de]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de]否定，它[de]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de]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de]含义，在具体[de]情况下，这一切便会导致激烈地反对特定[de]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但是，这既非一种政治理论，也非一种政治观念。尽管自由主义并没有激进到否定国家，但从另一方面看，它既没有提出一种实际[de]国家理论，也没有靠自己找到改革国家[de]途径，它只是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经济。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离和制衡[de]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和政府[de]体制。这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作一套基本[de]政治原理。” 施米特深刻地洞见到，自由主义将政治局限于伦理，也即局限于批判国家[de]专制、限制政府[de]权力、保护个人[de]权利之上，并进而使政治服从于经济。他深刻地指出，自由主义以人权[de]名义抵消了主权，以自由[de]名义消除了民主；在自由主义那里，没有真正[de]政治[de]风险和政治[de]极端状态，也没有真正[de]政治[de]概念。自由主义从权力、法律和权利、公共事务、国家等角度界定政治[de]概念，导致[de]结果，一言以蔽之，即以行政和治理吸纳并消除政治。然而，政治是永不可消除[de]，也不可避免；在施米特看来，声称所有[de]政治和权力都是恶[de]、因而必须加以限制和消除[de]学说，如果不是真正[de]无知，就是有意[de]欺骗。自由主义[de]意识形态仍然没有走出两个多世纪前对专制国家和封建贵族[de]批判性建构。自由主义没有意识到自身正在成为最为危险[de]武器和工具。

    施米特试图超越和克服自由主义主流[de]意识形态。施米特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术时代、世俗化[de]批判并不是以社会主义[de]名义进行[de]，更准确地说，不是以“无政府主义[de]社会主义”[de]名义，而是从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de]第三条道路，也即“威权[de]社会主义”[de]立场。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投机于纳粹[de]威权社会主义，成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 德国“文化战争”时期[de]天主教保守主义是施米特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技术时代、世俗化[de]殊死为敌，并站在“威权社会主义”[de]立场[de]根源之一。

    克里斯蒂将施米特视为一个平衡自由与民主、民主与权威[de]哈耶克式[de]“威权自由主义者” ，这是一个戴上了霸权[de]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眼镜[de]学者[de]意见。克里斯蒂认为施米特[de]关怀是，对于魏玛民国[de]市民社会[de]宪政而言，没有权威也没有民主[de]自由是没有保障[de]自由，因而是危险[de]自由。因为，自由并不是一种政制，也不是一种合法性。正如托克维尔指出[de]，自由可以在不同[de]政制中实现，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威权[de]保障中实现；相反，多元论[de]自由价值观却完全可以毁掉削弱国家[de]主权并毁掉一个虚弱[de]国家。克里斯蒂因而断言，施米特[de]冲动并不是反对自由主义，而是加强政治自由主义；这一关怀与韦伯非常相似，尽管施米特采用了完全不同[de]语汇和批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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