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尔诺批判过黑格尔所鼓吹[de]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他说：“甚至面对可预见[de]人类，面对黑格尔时代[de]康德[de]普遍，黑格尔民族精神学说也是反动[de]，它培养了某种已被感知为特殊[de]东西。以这种突出[de]民族精神[de]范畴，黑格尔毫不犹豫地参与了一种民族主义。”[10] 德意志[de]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确实在近代以来德国[de]统一和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de]作用。但当它演变成一种狂热而又褊狭[de]民族意识时，结出了一个给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带来深重灾难[de]恶果——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日本也出现过类似[de]悲剧。以致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那场噩梦般[de]经历给世界上许多民族内心造成[de]痛苦，至今还没有完全抚平。
狭隘[de]民族精神或民族主义是非理性[de]，进而甚至是反理性[de]意识形态。丧失理性[de]个人，无论对于自身或是对于他人都是危险[de]。而丧失理性[de]群体，特别是像民族、国家这样巨大[de]群体，对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de]危险更是难以估计。面对着狭隘[de]民族主义泛滥[de]危险，很多思想家都给予这种意识形态以严厉[de]批判。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具有一定程度[de]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认同，是难免[de]甚至是必要[de]。民族国家认同是正常[de]、必要[de]情感和意识，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应当避免[de]有害[de]错误倾向。
在一个众多民族共存[de]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作为主体与其他民族平等交往。只有这样[de]民族才可能是一个具有世界性[de]民族，一个在人类整体中存在[de]具有主体性[de]人群共同体。这样[de]民族不仅有其应有[de]民族主义，同时还应有其应有[de]世界主义，以便使其民族主义不致成为狭隘[de]民族主义。
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认为，“无论由理性还是由价值观念产生[de]强调个性[de]思想，都必然导致世界主义。”“在民族主义形成对文明[de]威胁[de]时候，世界主义就成了文明用以自卫[de]武器。”[11]这里所说[de]个性实际上是个人主体性，一个民族中真正具有这种个性[de]成员不可能允许他所认同[de]民族走向褊狭和封闭。真正具有个性[de]人是具有人格尊严[de]人，也必然是尊重他人[de]个性和人格尊严[de]人。这种对他人[de]尊重必然越过自己民族[de]界限，把其他民族[de]个人包括在内。这样，他就必然在观念上超越狭隘[de]民族主义，达到一定程度[de]世界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世界主义是文明[de]个人[de]特征。
就世界主义超越了民族主义因而也超越了国家主义而言，它可能是一种类主体或人类主体[de]观念。它在坚持个人主体性[de]基础上，超越各个层次群体主体性[de]局限性，上升到最为广博开阔[de]人类主体性。尽管由于我们每个人都属于特定[de]国家和民族，要完完全全摆脱民族主义，采取纯而又纯[de]世界主义，成为一种地地道道[de]“世界公民”，几乎是不可能[de]。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强化“世界公民”[de]意识，以某种程度[de]世界主义来抵制和克服单纯[de]民族主义可能带来[de]狭隘性。
三、个人、群体和人类[de]一致性
历史[de]进步使我们看到，在个人、群体和人类[de]主体性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结合[de]一致性。这几个层次[de]主体性不能孤立存在，都只有在一种结构性[de]依存和功能性[de]依存中才能得到健康[de]发展，使人在其诸种存在方式中都成为主体性[de]存在，都具有主体性存在[de]意义和价值。
个人、群体和人类[de]主体性各自都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因此贯穿在个人、群体和人类[de]主体性中[de]一致性也是正在生成和发展之中。一致性是矛盾[de]同一性[de]表现，而这种矛盾[de]另一种属性是斗争性，矛盾即对立面[de]统一。个人、群体和人类之间[de]一致性即同一性，总是有矛盾[de]差别性即斗争性甚至对抗性相伴随，要通过差别走向一致，通过斗争甚至对抗走向同一。人类与自身所包含[de]众多群体和无数个人之间[de]关系，在一种空间和时间[de]联系中辩证地演化着。
从人类历史[de]实际过程看，人类[de]各种群体，大到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小到社群、团体、家族、家庭，以及属于各种群体[de]个人，在经历着矛盾、对抗甚至冲突[de]同时，进行着联系、交往和合作。总[de]说来，在人类各个群体之中和群体之间，人与人[de]矛盾、对抗和冲突正在减弱，联系、交往和合作正在加强。对于这种历史趋势，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令人信服[de]解释，就只能说是人[de]“类本质”或“类本性”使然。
康德正是这样认为[de]，他说，人类有“天生[de]理性要求”，“它要求人类不是表现为恶，而是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de]理性生物[de]类。于是，人类[de]普遍意志是善[de]，但其实现却困难重重，因为目的[de]达到不是由单个人[de]自由协调，而只有通过存在于世界主义地结合起来[de]类[de]系统之中、并走向这个系统[de]地球公民[de]进步组织，才能够有希望。”[12]康德希望以世界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为主导原则，建立起把所有群体和个人结合起来[de]“地球公民[de]进步组织”，形成一个真正和平、和谐[de]人类系统。现在看来，康德[de]这些愿望不完全是空想，其中有[de]已经在部分领域里、在初步[de]意义上变为现实。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仔细地研究过以国家为主体[de]个人、群体和类[de]关系。他写道：“具体[de]国家是分为各种特殊集团[de]整体；国家[de]成员是这种等级[de]成员；他只有具备这种客观规定才能在国家中受到重视。他[de]普遍规定都包含着双重[de]因素。国家[de]成员是私人，而作为能思想[de]人，他又是普遍物[de]意识和意志。但是这种意识和意志只有在充满了特殊性……[de]时候，才不是空虚[de]，而是充实[de]和真正有生气[de]。换句话说，个人是类，但是他只有作为最近[de]类才具有具有自己内在[de]普遍[de]现实性。”[13]
在这里，黑格尔所说[de]类不是人类而是族类，因为他是以国家、民族为类整体[de]。他所说[de]“国家成员”较之康德所说[de]“世界公民”后退了一步，但也因此而更具有现实性。黑格尔注意到群体和个人不同等级[de]特殊性，但他强调贯穿于这些特殊性中[de]普遍性，主张以这种普遍性把个人、群体统一到族类即国家之中。
作为主体性[de]人[de]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是人[de]个性[de]全面而自由[de]发展。但个人[de]个性与群体[de]特性以及人类[de]共性不应当是相互排斥[de]，而应当是内在一致[de]。孤立[de]个人[de]个性[de]存在，不与其他个性相沟通，不与群体[de]特性和人类[de]共性相统一，不可能是完满[de]个性，不可能有真正[de]幸福。
马克思说：“人[de]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de]，尽管个人生活[de]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de]较为特殊[de]或者较为普遍[de]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de]或者较为普遍[de]个人生活。”[14]只有与类生活内在联系[de]个人生活才是真正[de]个人生活，反过来说，也只有与个人生活内在联系[de]类生活才是真正[de]类生活。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和类生活[de]脱节或不和谐，是人类生活中不健康、不正常[de]现象，是应当在人类社会[de]发展中逐步解决[de]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必要[de]社会物质条件。恩格斯认为，这种条件是人类社会自身有能力创造[de]。他说：“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de]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de]利益。”[15]合理地、合乎人[de]本性地组织起来[de]人类成为自己生活[de]主体，完全有能力创造自己[de]幸福。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产[de]决定性意义，并不是如某些人所理解[de]那种“物质主义”，而是认为人类真正幸福[de]生活只能建立在由生产力充分发展所造就[de]坚实基础之上。在物质生产得到充分发展[de]前提下建立起普遍富足[de]人类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群体和人类主体性[de]第一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de]高度发展，加上人本身全面而又自由[de]发展，才是人类主体性实现[de]全部内涵。
摆在人类面前有两个重大使命：一是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de]关系，保护自然环境，避免生态危机，保证社会[de]可持续发展；二是处理好人类自身人与人之间[de]关系，减少以至消除由于同类相争和相残而造成[de]内耗和灾难，使我们这个“地球村”[de]村民能够和睦相处。完成这两个使命，是对人类主体性[de]最大考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个人、群体和人类作为主体[de]一致性。人类在完成这两项使命[de]同时，会使人类[de]主体性与群体和个人[de]主体性更加完善起来，也就是使人类本身更加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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