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将国史[de]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de]高度上，代表着当时[de]一种普遍[de]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de]开端。
建立新史学[de]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de]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de]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de]。国族是历史[de]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de]认同形式，没有历史[de]进步[de]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de]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de]，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de]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de]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de]……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de]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de]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de]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de]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de]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de]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de]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de]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de]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de]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de]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de]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de]历史观念[de]空缺。梁启超开启 [de]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de]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de]朝代，没有人民公产[de]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de]双重混乱。政治上[de]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de]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de]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de]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de]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de]“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de]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de]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de]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de]发 展。观念[de]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de]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de]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de]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de]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de]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de]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de]阶级斗争[de]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de]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de]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de]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de]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de]一部分[de]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de]。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de]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de]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de]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de]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de]“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de]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de]“新生活”运 动[de]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de]“为学术而学术”[de]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de]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de]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de]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de]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de]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de]革命 运动[de]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de]深刻[de]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de]……今天[de]中国是历史[de]中国[de]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de]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de]讨论，对人民概念[de]历史意义[de]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de]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de]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de]。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de]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de]。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de]，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de]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de]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de]国家理念[de]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de]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de]主体[de]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de]主体。
三、新史剧[de]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de]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de]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de]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de]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de]意识形态[de]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de]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de]知识分子[de]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de]” 意识形态与“随意[de]”意识形态。有机[de]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de]”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de]意识，进行斗争[de] 领域。”而随意[de]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de]‘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de]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de]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de]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de]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de]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de]“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de]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de]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de]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de]意义。葛兰西[de]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de]统一性[de]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de]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de]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de] 哲学，也包括大众[de]世界观，“一个时代[de]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de]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de]哲学，人民大众[de]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de]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de]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de]、体系性[de]、个人化[de]、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de]“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de]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de]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de]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de]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de]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de]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de]观念变成大众化[de]“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de]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de]，不仅是思想立场[de]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de]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de]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de]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de]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de]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de]力量。我们理解[de]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de]大众观念或“常识”化[de]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de]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de]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de]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de]断 裂，将新史学[de]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de]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de]方式，让社会运动[de]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de]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de]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ｄāｎｇ@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de]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de]“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de]文化运动[de]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de]《三个叛逆[de]女性》为代表[de]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de]《潘金莲 》、袁昌英[de]《孔雀东南飞》、王独清[de]《杨贵妃之死》、熊佛西[de]《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de]《磐石与蒲苇》、白薇[de]《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de]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de]“正统”。此间[de]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de]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de]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de]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de]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de]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de]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de]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de]《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de]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 [de]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de]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de]意识形态典范形象[de]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de]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de]历史剧。陈白尘[de]《金 田村》与阳翰笙[de]《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de]寓意，但题材[de]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de]《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de]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de]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de]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de]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de]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 题材[de]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de]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 天国当作中国革命[de]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 党革命[de]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de]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 ”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 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de]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 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de]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 成实践斗争[de]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de]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 [de]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de]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de]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de] 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 践功能。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 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de]剧作外，还有熊佛西[de]《卧薪尝胆》、顾毓秀[de]《西施》 、杨晦[de]《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de]“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de]象征 。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 今。于伶[de]《大明英列传》、周贻白[de]《李香君》、欧阳予倩[de]《桃花扇》等，也是宣 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 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de]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de]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 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 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de]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de]是这种将 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de]意识形态[de]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de]意识形态”使命[de]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 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de]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 所谓[de]“民间传说”，葛兰西[de]“有机[de]意识形态”与“有机[de]知识分子”理论，为阐 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de]复杂[de]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