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de]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de]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de]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de]农村，乡村工业成为吸收本村农户最主要[de]载体，而且，与外来务工者相比，本村农户工资、福利更高，也更多地担任管理职务，在这些村庄，村庄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农户间合作[de]可能性加强。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de]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de]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de]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de]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de]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de]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de]。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de]“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de]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de]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de]，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de]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de]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de]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de]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de]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de]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de]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de]，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de]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de]，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de]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de]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de]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de]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de]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de]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de]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de]变动。农户对合作[de]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de]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de]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de]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de]收益比不合作[de]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de]，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de]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de]，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de]，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de]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de]情况下，合作[de]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de]是，在合作[de]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de]，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de]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de]。我们假定农户[de]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 ＝a[，i]Lp[，i]＋b （24－L ）
其中，L 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 表示劳动生产率。i ＝1，2表示两个不同[de]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de]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de]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de]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de]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de]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de]话，他[de]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de]总效用低于它合作[de]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de]惩罚措施，但是，“彻底”[de]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de]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de]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de]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de]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de]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de]劳动生产率不同[de]情况下（即p[，i][de]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de]，而且农户[de]贡献是能够被证明[de]），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de]结果。
通过以上[de]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博弈是可重复[de]，如果农户间[de]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户间也不会达成合作。因此，促使农户合作中[de]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边缘化不合作者？即边缘化那些具有更加偏好闲暇[de]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更低[de]人？
中国农村人民公社[de]实践表明，公有产权往往是低效率[de]，因为人们无法边缘化那些不合作[de]“搭便车者”。这是由于公有产权伴随着[de]事往往是“平均分配”，而公有产权下[de]农户根本不可能具有相同[de]效用函数或者相同[de]劳动生产率，相反，他们[de]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很大[de]差异。因此，即便博弈是可重复[de]，农户间也无法达成合作。最终[de]结果是在公有产权下，那些不合作者往往很难被边缘化。事实上，由于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户间相互知根知底，信息是完全[de]，只要合作产生[de]收益足够大，那些效用函数和生产率相近[de]农户就有相互合作[de]动力。因此，如果不是强制性[de]合作，农户间通过自由选择就能把那些不合作者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要保证没有合作不是强制性[de]，就必须保证农户所拥有[de]产权是明确和清晰[de]。换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那些愿意合作者将不能将那些不愿意合作者摈弃，从而达不成合作[de]结果。
以上[de]分析表明，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de]农村治理环境中，明确和清晰[de]产权是一个关键。通过边缘化那些不合作者，愿意合作[de]农户能够达成稳定[de]合作。然后，那些不合作者在被边缘化之后能够获得更低[de]收益，从而不得不加入合作。同时，对于那些劳动生产率低地[de]农户而言，加入合作组织[de]条件是同意对合作[de]剩余“按贡献分配”，而在公有制下，这是不可能[de]。
六、总结
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de]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de]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尤其是要达成长期合作，条件之一保证农户之间[de]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de]结构是封闭式[de]。封闭式[de]村庄不是指地理位置和信息上[de]封闭，更不是指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de]外部机会获得更多[de]资源和更大[de]保险。毫无疑问，农村[de]开放和农户流动[de]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de]，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de]外部机会，获得更多[de]资源和更高[de]收入。因此，农户间[de]合作越来越困难。
不过，由于农户依然有着加强组织，增强自身谈判能力[de]需要，农户依然有互相合作[de]需要。为了对抗上级政权[de]过分[de]税费征收以及对村庄[de]侵扰或者与其他村庄争夺经济资源，农户们可能联合起来，这也可能加强农户间[de]合作。笔者[de]分析表明，村庄治理[de]难易程度与农村[de]市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农村治理越困难，因为农户互相合作越困难；经济发展模式越是村庄主导（即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村治理（尤其是农户自治）越容易。
另外，笔者[de]分析还表明，即便农村社会是封闭[de]，从而博弈是可重复[de]，合作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因为产权安排会影响农户间[de]合作，本文认为，在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de]农村治理中，明确而清晰[de]产权是题中之意。因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对那些共有[de]自然资源，比如山林，水库，池塘等，要么完全由村委会管理或者上级政府管理，要么就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明确其产权。
注释：
①足够大[de]剩余意味着，在该剩余下，囚徒困境[de]均衡结构不可能出现，当一方合作时，另一方不合作所得到[de]收益仍然小于双方合作所得。
②比方说，在一个两阶段重复博弈中，农户1合作[de]效用是5，农户2也是5，在博弈[de]第一阶段，若农户1合作，农户2不合作[de]效用为6.那么，只要第二阶段农户1不合作时农户2[de]效用低于4，农户2在第一阶段就会选择合作。不过，若在该博弈中，农户2合作[de]效用为4，而在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时[de]效用为6，在第二阶段中，若农户采取不合作[de]态度作为对农户2在第一阶段中不合作[de]惩罚，那么，只有在该条件下惩罚才是有威慑力[de]：都不合作时农户2[de]效用小于2.显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第二种情况下，农户1[de]惩罚措施必须足够有力，这也意味着该情况下合作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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