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对潜藏在人们[de]语言意识中[de]“中国—西方”二元对立模式[de]一次清理。
论文首先探讨[de]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西方”成为人们[de]“中心焦虑”？无论是“后殖民理论”、“国学热”，还是《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de]中国女人》[de]背后，支配性[de]框架都是“中国—西方”框架。这反映了中国在90年代陷入了“身份认同”[de]危机，从而急欲在与西方[de]比照中确认自身。但同时，对“民族认同”[de]强调从客观上遮蔽了90年代剧烈[de]阶级分化现实。
论文既而考察了“中国—西方”作为一套知识被生产[de]过程，并通过分析《扶桑》、《K》、《苍河白日梦》三部重写历史[de]文本，揭示了这一模型是如何作用于文本[de]。比如，尽管力图用“爱情”、“性解放”、“人性”等普世话语进行伪装，《扶桑》、《K》这两部小说仍然暴露出了自己[de]殖民主义立场。论文还对“跨国交往”文本中普遍存在[de]“中国丈夫—妻子[de]外国情人—中国妻子”三角模式进行了分析，通过与没有“西方人”介入[de]“三角模式”[de]比较发现，前一种“三角模式”中[de]“中国丈夫”处于被压抑、被剥夺了话语权[de]地位，这正是“中国—西方”模式作用于小说[de]深层结构[de]结果。
论文还考察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批描写与外国人[de]现实交往[de]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代表“中国—西方”模式[de]平衡状态[de]“革命话语”被置于供人表演和调笑[de]无害地位。这些力图营造出“全球居民”幻觉[de]小说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中国—西方”模式所设定[de]等级秩序中。
论文认为，要冲决“中国—西方”[de]话语牢狱，必须依赖于强有力[de]“中国叙事人”[de]诞生。
关键词：中国—西方身份认同后殖民三角模式全球化中国叙事人
目录
第一章“中国—西方”作为一个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de]展开1
1、寻找“民族认同”[de]理论1
2、跨国写作[de]操作策略4
3、另一种震惊体验5
第二章“中国—西方”[de]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8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de]知识[de]生产8
2、东方猎奇式写作10
3、“三角模式”[de]比较分析13
第三章“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16
1、“革命”话语[de]位置16
2、“全球居民”[de]幻像18
3、“中国叙事人”21
后记24
第一章
“中国—西方”作为一个话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de]展开
对于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de]文学史当作一个相对独立[de]板块来讨论似乎顺理成章。1989年[de]震荡性政治事件与随后而来[de]世界“冷战”秩序[de]崩解使人们认识世界[de]方式发生了很大[de]转变。90年代，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同。这是一个“众声喧哗”[de]时代，每一个人都在说，但每一个人[de]意见都变得不再重要。对话已不可能，更不可能达成普遍[de]共识，讨论变成了季羡林所说[de]“议论”。愈益精良[de]科层制使知识分子在各自[de]专业领域里自我隔绝，孤军奋战。
尽管共识难以达成，但某种公共性[de]讨论平台仍然存在。在2003年回望过去，我们发现“中国—西方”框架在90年代以来人们[de]言说方式中得到强有力[de]展开。尽管这个框架一直是在中国讨论问题[de]“前文本”，但我要强调[de]是在90年代以来，它成了人们长期关注[de]“中心焦虑”。如果说在80年代，我们关心[de]是如何“建设中国”，那么90年代我们关心[de]重点偏移向了“如何给中国在世界定位”。我们可以大致勾画这样一个脉络：第三世界批评及后殖民理论——《北京人在纽约》及《曼哈顿[de]中国女人》——“国学”热与“儒家资本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de]论争——《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理论。不管论者所持观点如何，在这些话语纷争[de]背后，一个支配性[de]框架是“中国—西方”框架。在中国迅速“资本主义化”[de]过程中，突出强调“中国”[de]民族身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新兴市民阶层[de]不约而同[de]共谋性举动。
1、寻找“民族认同”[de]理论
1989年6月发表在《当代电影》上[de]美国学者杰姆逊[de]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de]第三世界文学》，后来成为“经典性文献”。据说这篇文章在美国为杰姆逊招来了骂名，但在中国却被广为引用，直接开启了中国[de]“第三世界批评”。“第三世界批评”是一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de]批评实践，强调知识分子应立足本土，构建可以与“第一世界”平等对话[de]理论平台。“它是从第三世界民族与社会[de]具体文化和语言中导出[de]具有丰富人文性特点[de]文学批评，它把第一世界/第三世界[de]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加以考虑，并站在一种第三世界[de]文化立场上发言。”“第三世界批评”在九十年代初引起了广泛[de]关注，成为一个可资开掘[de]新[de]理论矿脉。与“第三世界批评”[de]边界暧昧不清[de]“后殖民批评”也随之受到关注，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成为新[de]“学术明星”。
与上述对西方理论[de]引进同时，“国学热”悄悄升温。1991年初，在有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师参加[de]“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de]学术座谈会上，许多学者严厉地指出：“近几年来，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上重新泛滥起一股以‘反传统’为时髦，乃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盘肯定西方文化[de]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de]影响。”以此为肇始，“国学研究”开始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起作用[de]部件。1993年5月，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de]《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记者毕全忠[de]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说：“国学[de]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de]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de]产生。”一时间，各个大学纷纷兴办“文科实验班”、“国学研究院”之类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的[de]教学机构。学者陈寅恪、吴宓等人被重新打捞出来。“大师”一词被迅速地滥用并贬值了。
与其探讨“真理”是什么，不如探讨“真理”这个词是如何被使用[de]。“后殖民”理论自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他[de]《东方学》以来，在西方早已经过了充分[de]发展；而所谓“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早已在80年代进行了激烈[de]表演。为什么在90年代初这些问题会突出出来、会成为关注[de]中心？积极评介“后殖民”等理论与宣扬“国学”看似毫不搭界，实则有着共同[de]内在理路，那就是如何建立“民族认同”[de]问题。前者试图在与西方[de]比较、对峙中确认自身，后者则设想通过挖掘民族传统文化重续被斩断[de]历史根脉。它们其实都根源于90年代初人们强烈[de]“身份认同”[de]焦虑。
89事件和“冷战”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仿佛断线风筝，重新陷入了一种“认同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每个个人都找不到自己[de]坐标系。而实际上，寻找“认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de]。“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de]、无意识[de]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和心理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de]作用。从婴儿期到成年以至老年，身份确认这一行为要求一直发挥着作用。并且，身份确认还可被分享，其结果是：共有一种身份[de]个人将倾向于协调行动以保护或巩固他们共有[de]身份。”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体系中重新给自己定位[de]问题。传统[de]“中国—西方”[de]二元对立体式再度被重点突出。本意是对西方权威话语体系进行反思和解构[de]“后殖民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则发生了有意无意[de]误读：变得带有了很强[de]“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de]需要对西方理论进行筛选和阐释，正如有论者所指明[de]：“不仅是研究现代西方话语如何在中国[de]拓展和‘启蒙’，而更是研究中国学者是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这些西方话语[de]。”而“国学”则与“爱国”联系起来：1994年2月16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喉舌[de]《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先生[de]文章，说明国学“能激发爱国热情”[de]作用，并强调这是“我们今天‘国学’[de]重要任务”。在建立“民族认同”[de]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合谋关系。
对于统治性[de]国家政权来说，如何统治一个13亿人口[de]大国在90年代成为绝大[de]难题，因为再没有一套像“共产主义”那样[de]话语系统作为支撑了，甚至“人道主义”价值系统也完全失效。他们只好拾起最后[de]也是屡试不爽[de]工具——民族主义（或者用另一个概念：爱国主义），通过不断地激发人们[de]“集体荣誉感”和“爱国豪情”来整合差异纷呈[de]庞大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亚运会”、“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充分起到了阿尔都塞所谓[d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某著名学者[de]断言“21世纪是中国[de]世纪”被广为传播，1996年一本草草拼凑[de]狭隘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疯狂畅销，关注民族身份[de]“后殖民”理论一时成为显学；我们开始谨慎地改称“中文”为“汉语”，国外汉学家[de]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写作开始流行；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爱国、进步”突然作为一种光荣传统高踞“民主、科学”之前成为北大校庆“八字口诀”——这一切无不与对“民族认同”[de]强调有关。
但实际上，90年代中国发生[de]最大[de]变动并不是在国家安全方面受到国际上[de]威胁，而是社会内部“阶级分化”[de]最终形成并在话语上确立自己[de]合法地位。对“民族认同”[de]强调客观上起到了另一个效果，就是遮蔽了剧烈而惨痛[de]阶级分化过程。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纷纷各就各位，社会不公正问题异常突出。这样一个巨大[de]社会变动被视而不见。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一点，而且关于阶级分化问题[de]讨论也从未能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这表明，即使在知识分子内部，也在发生着剧烈[de]阶级分化。权力阶层运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de]策略完成了一个潇洒漂亮[de]翻转动作，而这其实是一切统治阶级[de]惯用伎俩。加拿大学者瓦尔德斯曾引用了某部自述文学中[de]一段话：
我们开始懂得我们所有问题[de]根源是剥削。世上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剥削我们[de]汗水和劳动，他们这样致富。……我对一个穷拉第诺说：“你是个穷拉第诺，不是么？”他几乎要揍我。他说：“你怎么知道？印第安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说穷拉第诺像我们一样时，会受到辱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来孤立我们印第安人[de]制度也同样在印第安人和拉第诺之间设置了障碍。我知道所有[de]拉第诺都反对我们，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穷拉第诺”并不理会“穷印第安人”对他[de]拉拢，他固执地坚持自己脑海中被植入[de]“种族主义”话语，而对自己[de]“阶级地位”完全忽略了。以“阶级”为着眼点[de]马克思主义当年正是提供了超越种族观念[de]解决方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这一方案在中国正在被完全颠覆。
对“民族认同”[de]强调归根结底是对人群[de]区域性划分，是对“人”[de]本质化（即意味着某类人具有某种先天性[de]本质）。这种划分并不仅仅发生在种族与种族之间，而是在各个层面都在进行。比如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黑人，男人/女人，香港人/大陆人，城市人/农村人，正常人/精神病人等等。最典型[de]是90年代末出现[de]“丑化河南人”[de]浪潮。“河南人”被打上了“爱偷东西、爱骗人、爱造假”[de]戳记后，那些真正靠“偷东西、骗人、造假”发家致富[de]人反而离开了公众[de]注意范围，掩着嘴在一边“偷着乐”。区域性[de]划分代替了阶级[de]划分，由真实[de]“阶级矛盾”带来[de]生活苦恼被导向对“某地人”[de]愤恨。这是一种相当高明[de]策略。这正如在美国，人们总是急于指认黑人带来了社会[de]不安定因素，但对于导致“不安定因素”[de]结构性矛盾[de]追问却被搁置了。
“对于‘剥削’[de]擦抹是历史[de]终结[de]最为重要[de]部分。它要改写我们[de]记忆，在对于过去[de]争夺中获胜。”
2、跨国写作[de]操作策略
从大众文化实践上对“民族认同”[de]理论进行呼应[de]毫无疑问是出现于90年代初[de]两部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de]中国女人》（前者[de]影响力因为改编[de]同名电视剧而愈加彰显）。如果说对“后殖民理论”[de]倡导表达[de]是知识分子[de]诉求，那么这两部小说则形象化地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de]愿望。从今天回望，这两部小说成为中国踏上“全球化”红地毯[de]开端，也是中国[de]“商场小说”、“欲望小说”[de]开端。它们其实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话语[de]勃兴，在确认“民族认同”方面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形成了呼应关系。
作为一种“旅美文学”，它们并不是最早[de]（早在它们之前，聂华苓、於梨华等人就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华人在美生活经历[de]小说），但它们却是流传最广[de]（据统计，两本书正版盗版加一起预计各达百万册之巨，创造了90年代初[de]出版纪录）。它们在9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殊时期[de]突然窜红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大众[de]文化心理症候群。
《曼哈顿[de]中国女人》是一个非常奇怪[de]大杂烩，作者将中国建国以来[de]政治运动以个人经历[de]形式整合到一个“全球化”世界图景中。“奋斗哲学”是周励用以贯穿她[de]杂乱材料[de]思想主线，她想极力说明[de]是，从幼儿园开始，她就开始奋斗了，她通过奋斗，一次次地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美国[de]经历只不过是她[de]人生经历[de]合理延续。
正如培根所说：没有奋斗就没有人生！人是自己幸福[de]设计师。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奋斗，继续奋斗！”
（《曼哈顿[de]中国女人》）
这种“奋斗哲学”，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创造出来[de]关于“人”[de]神话，关于“贫富不均”[de]权威解释——你穷是因为你没有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de]启蒙读物。正像她夸夸其谈地用那些所谓“文学、艺术、钢琴、油画”之类[de]东西来装点自己“高雅”[de]门户，这些东西同样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附庸风雅、标明身份[de]符号。
《曼哈顿[de]中国女人》描绘了一副典型[de]“西方天堂”场景，这些场景都成为中国人“美国梦”[de]来源：
一幢白色[de]别墅像座城堡般地矗立在夕阳照射[de]草坪上，别墅周围是一道旧式[de]、散发着清香[de]木栅栏，正中有一条宽阔[de]、由鹅卵石铺成[de]通道，一直通向别墅前面那无穷尽走不到底[de]一片大森林……
（《曼哈顿[de]中国女人》）
周励在书中描述[de]她在国内[de]那些经历是中国人[de]集体性经验。她[de]历史为她与读者沟通提供了基础；而她[de]现实则成了成功[de]“样板”：一个有着和“我们”类似经历[de]人，可以容易地摇身一变为“曼哈顿”[de]大老板。她为经历着转型创痛[de]中国人提供了心理抚慰和现实承诺。
在这样一本充满了暴发户式[de]自我炫耀和卖弄[de]令人作呕[de]小说里，周励出人意料地异常强烈地认同于自己[de]民族身份。她拼命地强调“祖国”和她是多么维护“中国人”[de]尊严，以此来获得与中国读者[de]共鸣。如在题记里她写道：“此书谨献给我[de]祖国和能在困境中发现自身价值[de]人。”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叹一句：“祖国呵祖国，为什么要让你[de]优秀[de]儿女，在异国流浪？”甚至她[de]发家致富也成了为祖国争光[de]行为。
“中国身份”对于周励来说，显然是一种有利可图[de]资本。当可以通过对“中国身份”[de]强调来获得国内读者[de]认同时，她就会强调自己是多么“爱国”，而一旦可以讨好美国人[de]时候，她就不惜“卖国”。正如她在书中写到[de]，刚到美国[de]时候，她“电脑考试”只考了一个“C”，为了在英语作文考试中获得高分，她写了两篇与她[de]知青经历有关[de]作文，题为《隆冬[de]轰响》和《破碎[de]晨曦》。前文写北大荒兵团一对男女青年“私通”，受到批判后产生报仇情绪，用偷来[de]手榴弹炸死团部工作组，逃往苏联，在被追捕抓获之际，双双跳江自杀。后文则写兵团一位美丽[de]上海女知青牧牛，被荒野中发情[de]雄牛骑垮精疲力竭[de]母牛[de]情景所扰动，便与当地女人大搞同性恋，最后精神失常。周励显然知道美国人喜欢看什么，果然不出所料，这两篇作文都得了“A”。这样[de]作文受到赏识，完全不是因为她由此提炼出[de]诸如“杀人不仅可以出于恨，也可以出于爱”之类庸俗至极[de]观点，而是因为这些作文符合美国人对中国当代史[de]想像，她让美国人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de]东西。
无论是在《曼哈顿[de]中国女人》还是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都存在着一种“认同[de]分裂”：在物质上认同美国，在传统、文化上认同中国。“这些文本一方面有明确[de]民族身份[de]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价值上则强烈地认同于西方[de]主流话语。这使得这些作品出现了某种强烈[de]认同分裂。”奔涌[de]欲望和严肃[de]“爱国”感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王起明在美国摸爬滚打，饱尝冷眼，待到第一桶金到手，乃召妓庆祝，一边往金发碧眼丰乳肥臀[de]风月俏佳人身上抛洒美钞，一边让她在下面不住地喊“我爱你”。这个小说中原本没有[de]情节显然是为了讨好观众设置[de]，它包含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满足了观众[de]窥视欲，一方面则使他们为自己[de]道德水准戴上了“爱国主义”[de]安全套。这个情节形象地喻示了“民族认同”在跨国写作中[de]运用策略。
3、另一种震惊体验
在《曼哈顿[de]中国女人》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美国给予背井离乡[de]中国人最直观[de]冲击便是它辉煌[de]城市景观。那是资本主义创造出来[de]令人震惊[de]物质文明。写作于十年之后[de]中篇小说《哥本哈根[de]雨》却提供了另一种“震惊”体验。
十年前利用旅游签证偷渡到丹麦[de]简骁勇、茹蔚夫妇，在哥本哈根靠经营一家糕点店惨淡度日。一天突然接到国内老友成惕[de]电话，说要来丹麦旅游。小说马上在一种“误解[de]张力”中展开，茹蔚还是保留着旧有[de]对中国[de]想象，担心成惕会来混吃混住，给本来就沉重[de]生活再加负担。出人意料[de]是，成惕是坐着“奔驰”出租车出场[de]，住高级宾馆，喝名牌洋酒，出手相当大方，令简骁勇夫妇自惭形秽——茹蔚为了会客换上[de]绣花羊毛衫甚至还是当年出国时从国内带出去[de]。一方面是简骁勇夫妇在待客过程中[de]精打细算，一方面是成惕[de]挥金如土，小说在比照中有条不紊地展开。当他们登上哥本哈根[de]钟楼游览时，茹蔚陈旧[de]想像和成惕[de]现状之间巨大[de]落差所引发[de]矛盾终于爆发了：
站在钟楼上极目远眺，整个哥本哈根市区掩映在浓浓[de]绿阴中，纵横交错[de]运河，海天相连处[de]海鸥，皇宫顶上[de]灿烂金光，看得成惕直喊漂亮，茹蔚十分得意：“怎么样？不是上海[de]灰色小弄堂可比[de]吧？这样[de]环境中国再发展几百年都别想有。”茹蔚[de]这种口气成惕再熟悉不过了，十多年前在电视台面对面坐时她就喜欢居高临下跟人说话，如今还没拿到丹麦护照呢，已经在口气里把同胞当外国穷人待了。碍于简骁勇[de]面子，成惕没有接茹蔚[de]话头，可茹蔚还是不依不饶：“成惕，如今你住上海哪儿？还是挤在丈母娘[de]灶披间里吗？”……成惕[de]忍耐力这时也到了尽头，就故意很低调地摆起谱来：“灶披间嘛倒是不住了，我在虹桥地区买了栋联体别墅，不算大，200来平米吧，带个只能遛狗[de]小园子，就是房子靠市区外，所以只好顺带着再买辆车，送自己跟老婆上下班，还算能遮风挡雨。”茹蔚大笑起来：“都说中国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连你成惕也敢对老朋友吹大牛了，你要是都能买房又买车[de]，我们还出国发什么神经啊？”成惕举起手中[de]数码相机，正好出国前在家里拍[de]照片还存在里头，他看着茹蔚[de]脸色一阵阵在变，这会儿怕是从钟楼上跳下去[de]心都有了。
后来从上海来丹麦踢球[de]中国球星李光、丁小怡夫妇再一次让简骁勇夫妇产生了强烈[de]物质上[de]挫败感。他们住在哥本哈根一套豪华公寓里，丁小怡还抱怨说“出门就是大街，连花园都没有”，并声明“我看现在世界上在哪儿过日子都没有上海舒服”。茹蔚靠给球星夫妇带孩子来挣几个钱。她发现自己在“物质”上面已经毫无优越感，只好保留作为概念上[de]“居住海外”[de]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甚至也被剥夺了：他们一家始终无法获得在丹麦[de]合法身份；年龄幼小[de]女儿竟被简骁勇[de]合伙人、丹麦人斯迪克强奸了，因为打不起官司，这桩案子只好私了；接着糕饼店被人抢劫，夫妻多年[de]积蓄化为乌有。在丹麦[de]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简骁勇毅然选择了抛妻别女回国。在周励[de]文本里灿烂明媚[de]“西方形象”，在哥本哈根则笼罩着阴雨，散发着霉味。一种刻意渲染[de]中国大陆（具体说是上海）[de]优越感与哥本哈根地狱般[de]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在“中国—西方”对立模式里展开[de]典型变体，无非是“把颠倒了[de]历史再颠倒过来”。
在小说里，作为一个关键性[de]细节，还特意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周励、曹桂林描绘[de]灿烂[de]美国之梦[de]象征物轰然倒塌了，而在哥本哈根，“市政厅门前出现了一列游行队伍，游行者都是外国移民，来自那些不喜欢美国[de]国家，他们中[de]男男女女都叉开食指和中指作胜利手势，一旁[de]丹麦人脸上是痛苦与愤怒交织在一起[de]表情”。在作者故作漠然[de]描述中，总能读到某种庆幸[de]意味。
作者着眼[de]“上海”这个地域很有意思。“上海”是中国最发达[de]地区，小说里提到[de]电视台编导成惕、球星李光无疑是中国正在崛起[de]“中产阶级”[de]典型代表。开着小车、住着别墅显然也并非一般中国人所能达到[de]生活水平。新富阶级[de]生活状况被想象成一般中国人[de]生活状况。从作者对“中国—西方”关系[de]倒转性描写，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这样[de]危险：同一逻辑被挪用于“上海/后发地区”之间[de]对立。一种恶性循环、一种新[de]等级关系可能正在中国内部形成，并体现在各种言说之中。
第二章
“中国—西方”[de]知识生产及应用形式
上文笔者描述了“中国—西方”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话语和文学写作双方面[de]展开。本章笔者将对这一模式形成[de]历史进行考察，并结合三个具体文本阐述这一框架对作家写作产生[de]影响。
1、一套关于“中国—西方”[de]知识[de]生产
在今天，我们可以往前追溯，说中国唐朝[de]长安曾经是怎样[de]一个“国际化”都市，马可波罗访问过中国，利玛窦曾在中国传教，中国在18世纪曾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享有盛誉等等。这些都是事后补叙，这些事实对当时[de]中国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de]影响，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们[de]意义只存在于今天——今天打捞出来正是服务于一个民族共同体建立[de]需要，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国—西方”知识架构[de]建立。中国和西方之间真正有意义[de]交往史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从此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中国开始被编码进西方“现代性”知识所提供[de]方案中，“西方”[de]存在真正锲入了中国[de]肌体。
在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向中国扩张之际，西方首先需要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de]知识，将“中国”置于自己[de]思维能力所能接受[de]范畴之内。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文学家、旅行家所写[de]种种文字材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急需得到上帝拯救[de]地域，从而为自己[de]侵略战争制造借口。以下摘引[de]是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de]典型看法：
中国人总[de]来说是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de]“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长辫子[de]天朝人”，极度骄傲[de]、无知[de]，而且几乎是不长进[de]民族。
西方对中国[de]描述采用了酒井直木所谓[de]“调节异质分布”[de]方法。“虽然事实上异质是本身具有[de]东西，是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本身[de]组成性要素，但是主体为了维护自己虚假[de]统一，它只能把这种异质推出去，交给他者。只有使这种异质变成了一个客体，主体[de]意义才能够产生出来。……在历史上西方也就是通过把自己[de]异质完全交给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其它非西方人来认识自身[de]。”正是通过这种“调节异质分布”[de]方法，西方将“愚昧”、“停滞”之类[de]自身存在[de]“异质”调节到非西方国家身上，并将之“本质化”，使之成为西方“文明”、“进步”[de]对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西方”序列里[de]“中国”实际上和地理意义上[de]中国没有多大联系，它是依附于“西方”而存在[de]，是西方[de]创造物，是西方认识自身[de]镜子。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研究旨在异化东方[de]同时把东方系统地体现在戏剧舞台上，这个舞台[de]观众、经纪人和演员都是赞同和拥护欧洲[de]，仅此而已。”
在大众文化工业兴盛起来之后，西方更是通过种种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网络来强化“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在丑化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好莱坞银幕上流行“付满洲博士”[de]形象。付满洲系列电影[de]主角付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de]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de]想像。而后来打入好莱坞[de]华人影星李小龙，也经过了美国人[de]重新塑造，“作为一个无所不能[de]男子汉，李小龙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他一直坐怀不乱，目不斜视。这与詹姆斯·邦德[de]艳遇不断、风流韵事不停，形成了鲜明对比。值得注意[de]恰恰是，好莱坞电影从来就不会把男子在性和情欲方面[de]节制当成好事来正面歌颂。相反，在李小龙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de]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de]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划成性无能、性冷淡[de]无用之徒。”这种基本[de]表达模式正是传统[de]“东方主义”话语在大众文化中[de]延伸：“在东方主义[de]话语中，东方被标以五花八门[de]消极特征：无声、贪图感官享受、阴弱、专制、非理性、落后。相反，西方[de]特征则以积极[de]词语来表达：阳刚、民主、理性、有道德、强悍、进步。这样[de]多项二元对立以及它们所反映出[de]力量对比关系，受到大量[de]西方再表述（representation）和知识门类[de]支持。”种族主义偏见随着大众文化产品[de]流播而广为流传，不仅转化成西方人、甚至转化成中国人[de]深层潜意识。
西方关于中国[de]这一套知识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自身[de]依据。刘禾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国民性”理论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研究。她指出，作为“国民性”概念[de]主要发挥者，鲁迅关于“国民性”[de]思想主要来源于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汉名明恩浦）[de]著作《中国人气质》。刘禾认为“国民性[de]话语一面生产关于自己[de]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de]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de]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de]东西”，进而强调“话语实践、知识[de]来龙去脉以及各种概念和范畴[de]运作，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论研究[de]第一位”。刘禾[de]这篇文章包括她所致力于[de]“跨语际实践”研究对“中国—西方”这一简单化[de]模式提出了有力[de]挑战。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进行了一个实验，把一个6个月到18个月之间[de]婴儿放在镜子前面，让他看自己在镜中[de]样子，他会表现出一种狂喜[de]神态，会手舞足蹈；而如果把一只猫放在镜前，猫不能辨认自己[de]形象；黑猩猩能够辨认，但它弄清镜后一无所有时就会掉头他顾对此无动于衷，不像婴儿对镜中形象[de]兴趣会持续不减很长时间。拉康指出，幼儿在镜前[de]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幼儿心理形成[de]一个非常重要[de]步骤。拉康进一步发现，儿童在3到5岁后才能把镜中[de]形象（镜像）与“自身”联系起来，正是在与“镜像”[de]不断比照中，孩子开始形成自己[de]“主体意识”，开始真正[de]成人过程。
拉康[de]“镜像”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de]主体意识[de]生成。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沉浸在“我即天下”[de]迷梦中，被一种完满自足[de]幻觉所包裹，正类似于婴儿在母腹中[de]状态。西方入侵打破了中国[de]迷梦，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中国意识到自身[de]限度。中国正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形成自己[de]主体意识[de]。
这一点在文学中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比较《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我们发现在所谓“新文学”里存在着一种深刻[de]分裂。前者[de]本文是统一[de]，完整[de]，自给自足[de]，自我解释[de]，作者和小说中[de]人物处于同一个平面；而后者，一方面作者在描述他[de]人物，另一方面作者站在一个特殊[de]位置审视他[de]人物，对他们[de]表现作“文明”、“愚昧”之类[de]评判。文本中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层面，这正是“新文学”与“古典文学”最深刻[de]不同。
与拉康所描述[de]“镜像”理论不同[de]是，在“中国—西方”这一对立模式中存在着一种被预先规定好了[de]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正是“现代中国”在形成它[de]主体意识时最需要警惕、最需要反思[de]东西。
“中国（东方）—西方”作为一种知识模型，早已深深植入我们[de]语言意识，要完全摆脱它[de]影响几乎是不可能[de]。它本身就是极端复杂[de]，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内部调整。比如“西方”以前[de]主要对应物是“欧洲”，而后来则主要指“美国”。“进步总是意味着美国化，以前是欧洲化，后来发生了转移。”这一模型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殖民扩张[de]过程中形成[de]，带有浓重[de]殖民主义痕迹。“后殖民批评”[de]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构、颠覆这一模型，揭示深藏在人们[de]语言意识中[de]等级关系，正如英国学者吉尔伯特所指出[de]：“欧洲和西方并不是一个一统[de]整体，它们也不是完全同质[de]。后殖民主义[de]内涵之一是，那种把‘欧洲’或‘西方’置于同‘东方’或一个‘第三世界’对立起来[de]二元逻辑不再能站得住脚或不再能被轻易接受。这正是后殖民主义得以形成人们[de]立场或借用人们[de]立场[de]原因。把欧洲和西方看成是一些无须证明[de]铁板一块[de]实体，无异于重复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de]各种神话，而那是正在土崩瓦解[de]东西。”
2、东方猎奇式写作
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齐努瓦·阿切比在他[de]著名论文《非洲[de]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de]心灵〉中[de]种族主义》一文中指出，被英国文学推崇为“经典”[de]康拉德[de]短篇小说《黑暗[de]心灵》其实是一篇带有严重种族歧视[de]作品，反映了康拉德[de]“白人中心主义”和对非洲黑人[de]贬损。他认为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de]种族主义者”。像《黑暗[de]心灵》这样[de]由宗主国作家对殖民地进行描写[de]小说，读出其中[de]“种族歧视”相对比较容易。
中国[de]情况比非洲殖民地[de]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国从未完全沦为西方[de]殖民地，中国“现代化”[de]过程实际上也从未放弃对“西方”[de]抵抗和反思，汉语作为中国人主要[de]表意方式也从未丧失它生机勃勃[de]凝聚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辨析汉语小说中[de]“后殖民”因素要困难得多。汉语作家往往会陷入一种不自觉[de]“自我殖民”状态，正如有论者所指出[de]：“种种简单化、扭曲性[de]想像，例如，美国乃至西方世界[de]小说、戏剧和电影里某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de]定型化形象，对华人内部文化生产中自我形象[de]塑造产生了不容忽视[de]影响，一些作家已然披戴着西方[de]服饰将东方世界自我戏剧化、歪曲化地展示在西方面前。”
在这里，我要谈[de]是《扶桑》与《K》。它们[de]作者分别是“跨国作家”严歌苓和虹影，它们都在20世纪末抢滩中国大陆，并产生了一定[de]社会影响。它们都是对“历史”[de]再叙述：前者涉及[de]是19世纪中国妓女在美国旧金山卖淫[de]历史；后者涉及[de]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作家凌叔华和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de]婚外情故事。两位作者都声明自己在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好像这样就能证明她们[de]作品符合历史真实似[de]。其实，谁都知道她们不过是挂“历史”[de]羊头，买“消费社会”[de]狗肉罢了——“卖淫”、“妓女”、“跨国”、“偷情”、“房中术”这些字眼正是消费社会里最能刺激人们[de]窥视欲[de]符号。就像早期殖民者会在自己[de]国家出版一些关于“东方”[de]著作炫耀自己[de]经历，《扶桑》和《K》恰恰也是这样[de]“东方猎奇式”作品。不同[de]只是，这次制作者和欣赏者恰恰都是曾经被殖民[de]人们自身。这不由令人联想到杰姆逊对鲁迅《阿Q正传》[de]评价：“阿Q是寓言式[de]中国本身。然而使整个问题更为复杂化[de]是欺压他[de]人——那些喜欢戏弄像阿Q一样[de]可怜[de]牺牲品，从中取乐[de]懒汉和恶霸——也在寓言[de]意义上是中国。”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扶桑》中对中国人[de]描写和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人[de]描写：
他们不声不响，缓缓漫上海岸，沉默无语地看着你；你挡住他[de]右边[de]路，他便从你左边通过，你把路全挡完，他便低下头，耐心温和地等待你走开。如此[de]耐心与温和，使你最终会走开。
他们如此柔缓、绵延不断地蔓延，睁着一双双平直温和[de]黑眼睛。
从未见过如此温和顽韧[de]生物。
拖着辫子[de]矮小身影一望无际地从海岸爬上来，以那忍让一切[de]黑眼睛逼你屈服。
（《扶桑》）
中国人感觉迟钝，耐性极好，可以在不同位置或同一状态下，永久地呆着而丝毫不露厌倦[de]神态。写文章，他可以写一整天，像一个机器人似[de]，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无论是织布、锯木、打金箔子，或干其他任何活儿，他都会呆在同一地方，一干就是一整天，从日出直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丝毫没有觉得这过于单调，需变动一下。……在中国，如果以低着头就像蜘蛛似[de]横卧在三辆独轮车上并且嘴巴张开，里面放着一只苍蝇[de]情况下能否安然入睡为标准举行一场选拔考试，挑选一支百万大军——不，千万大军都是很容易[de]。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极力表现[de]中国人“忍耐”[de]特性和明恩浦[de]描述毫无二致，甚至他们那种充满优越感[de]语气、毫不掩饰[de]憎恶也如出一辙。严歌苓在《扶桑》里对中国人[de]描写严格比照着殖民时期形成[de]“中国—西方”模式展开：一方面是西方人[de]仁爱、文明[de]“救世主”形象（比如解救会[de]修女们和男主人公克里斯对扶桑[de]“拯救”），一方面是中国人[de]猥琐、残忍、肮脏（比如极力渲染中国人吃食[de]恶心、中国老鸨对妓女[de]残忍）。严歌苓还生硬地堆砌了大量[de]能体现所谓“东方情调”[de]物象，如筷子、血浸[de]瓜籽、箫、重十斤[de]刺绣缎袄、裹脚、大红[de]绸衣、绫罗宫灯、二胡等等。严歌苓[de]想象完全是按照西方人[de]视角展开[de]，她似乎对什么是中国一无所知，只能依照西方人[de]眼光“图解中国”。《K》同样是按照这种模式展开[de]，为了迎合西方人（或完全西化[de]中国人）对中国[de]想象，虹影甚至不惜倒腾出所谓“房中术”，而她描绘[de]20世纪30年代[de]北京俨然是一个巨大[de]金碧辉煌[de]布满淫乐设施[de]皇家园林——专为外国王子朱利安设置。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