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作者[de]想象力和视野本就狭小，我们原也不该对作品抱有太高[de]期望。最为拙劣[de]是作品还试图用“宽容”、“爱情”、“性解放”之类[de]“普世话语”来对残酷[de]种族压迫进行包裹——至此，作品所表露出[de]“殖民主义”立场已暴露无遗。在《扶桑》里，扶桑是被作为一个原始[de]“自然神”[de]形象来刻画[de]，她[de]脑子似乎没有善恶之类[de]概念，无论是接客还是被强奸，她似乎都很享受,她有着“在苦难中偷欢[de]天性”。这是“扶桑”在一次中国人和洋人[de]冲突中被几十个洋人轮奸时[de]心理活动描写：
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de]同时享受，在给予[de]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de]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de]相互交流是生命[de]发言和切磋。
这就再次使我置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de]年代来[de]。
（《扶桑》）
作者对扶桑[de]态度提供[de]解释就是：扶桑天真、朴实、原始，仿佛从远古走来。这里面隐藏着令人发指[de]逻辑：因为你天真，所以强奸你也不用太负疚，说不定对你来说还是一种享受。这种逻辑正是纳粹[de]逻辑：因为你们是一个劣等民族，所以活该被消灭；也是一切殖民者发动殖民战争[de]逻辑。“扶桑”被指认为是从属于“远古”，也就是说是一种神秘不可解之物，她被排除到“常识”之外，殖民逻辑因此在此通行无阻。
“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de]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de]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亲爱[de]女人。在林和程面前，他[de]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de]傲慢。……他自以为是个世界主义者，结果只是在东方猎奇。”在《K》快要结束[de]时候，虹影这样为“朱利安”作着辩解，其实也是在为自己辩解。这种辩解并不意味着虹影打算和她[de]“西方中心”立场保持距离，而是为了使“爱情”这样[de]包裹工具派上用场[de]时候不致在读者心里激起过大[de]反感。她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刻画了林在死前[de]幻觉：“朱利安进入了她[de]身体，他紧紧贴着她[de]皮肤全是汗，他爱她，就像她爱他一样，他和她[de]动作从未如此热情而狂野。”她还按照既定方针写到了朱利安[de]遗言：“我一生想做两件事：有个美丽[de]情妇；上战场。都有了，我很满足。”他留下[de]遗物包括林送给他[de]“很东方情调”[de]边角绣着“K”[de]黄手帕。“K”——朱利安对林在他[de]情妇中[de]顺序[de]编号和命名——揭示了“中国”面对“西方”所处[de]次等地位，也终于锐利地撕开了虹影用“爱情”辛苦包扎[de]“温情脉脉”[de]面纱。
一个关于人口贩卖[de]悲惨故事被改写成了一个东方妓女使一个西方男孩“成人”[de]故事；一个具有“国际主义”思想[de]西方人到中国来参加革命[de]故事被改写成到中国来领教“房中术”[de]故事。这是消费社会所创造出来[de]扭曲[de]奇迹。这不是关于“历史”[de]故事，而完全是一个现实[de]故事。殖民主义所制造[de]偏见和等级制凭借着“爱情”、“性”、“欲望”等消费符码顺风流传，像附着在浮尘上[de]病毒——这是消费社会带来[de]最大[de]障眼术。
3、“三角模式”[de]比较分析
刘恒[de]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创作于1992年，是一部提供了极大阐释空间[de]文本，因而屡屡被人提及。它通过一个老人“耳朵”讲故事[de]方式来重新书写中国启蒙运动[de]历史。“耳朵”是榆镇曹家大院忠心耿耿[de]仆人，他会趴在屋瓦上观察各个房里[de]动静，所以在小说中近乎“全知全能”。二少爷是个“革命者”，他留学法国回来，建立了“火柴公社”，想推行西方“自由、民主”[de]现代性方案。他带回了一个洋人——大路，是他[de]技术顾问。二少爷借口造火柴，暗地里制炸药，从事地下暗杀活动。“耳朵”完全不能理解二少爷，觉得二少爷是个疯子。后来二少爷被绞死了，“耳朵”流落他乡。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选择了“仆人”[de]叙述视角，使得从来被正面叙述[de]中国革命史转为侧面展现。当然，这不是刘恒[de]首创，早在鲁迅[de]小说《药》、《长明灯》里，这个角度就存在了。夏瑜正是“二少爷”，而在茶馆里议论[de]种种闲人包括华老栓、还包括坟地上[de]夏瑜[de]母亲，正是“耳朵”。刘恒笔下封闭[de]“榆镇”空间正是鲁迅所谓[de]中国历史[de]“铁屋子”。
“新历史小说完成了一次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de]历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de]历史’[de]颠覆。”《苍河白日梦》正是这样一部自始至终鼓荡着“性欲”[de]小说，“个人欲望”成为解构关于历史[de]“宏大叙事”[de]手段。
“耳朵”[de]讲述从“淫”开始。作为一个“窥视者”，他[de]表白“我看见了一个淫字”给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这决定了“二少爷”革命[de]故事将被推到背景处，而关于“性”[de]故事将占据舞台[de]中心。与别[de]“性[de]故事”不同，这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洋人”——大路。在小说一开始，二少爷和大路一起从船上走下来：
洋人穿过柳镇码头[de]时候，东街口上[de]娼妇们一阵骚动。有个穿粉杉[de]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她说：好一根洋几巴！
（《苍河白日梦》）
大路从一开始，就完全代替“二少爷”处于注意力聚焦[de]中心，成为具有超强性能力[de]象征。这注定了他将在一个关于“欲望”[de]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果然，随着新妇“郑玉楠”进门，一个“偷情”[de]故事不出所料地展开了。至此一种由“法定丈夫—闯入[de]情人—法定妻子”构成[de]“三角关系”再度形成了。我们猛然发现，在《扶桑》、《K》以及曾经闻名遐迩[de]《上海宝贝》里，都存在着这种三角关系，而且，这些小说[de]主要构架都是由这种三角关系来支撑[de]：在《扶桑》里，是大勇—克里斯—扶桑；在《K》里，是程院长—朱利安—林；在《上海宝贝》里，是天天—马克—倪可。这个模式进一步提炼就是：中国男人（丈夫）—西方男人（妻子[de]情人）—中国女人（妻子）。
这套模式[de]附带特征是：
1、中国男人基本上都是性无能或性冷淡。（在《扶桑》里，大勇虽然被描绘成一个彪悍[de]汉子，但关于他[de]性爱镜头从未出现，他在性方面[de]能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2、西方男人都拥有性方面[de]主动性，一般性能力超强，男性特征明显。（在《苍河白
日梦》里，不仅二少爷是性无能，大少爷光满也只能生女儿，不能生男孩。但洋人大路和二少奶奶[de]私生子赫然就是一个“蓝眼睛[de]男孩”。在这里，显然也存在着男孩/女孩所标识[de]权力等级。）
3、中国女人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西方男人，爱上了他，不需要理由，甚至也不用经
过太多[de]犹豫和挣扎，并且对西方男人百依百顺。（这种三角关系从“洋人”一出场就已经确定了，小说[de]向前推进只不过是使它一步步实现。）
“三角关系”是文学里一个源远流长[de]原型结构。它表现[de]是对社会规范[de]冲击，是“利比多”脱离潜意识浮出水面[de]标志。在现代以来[de]文学史上，伴随着社会变革运动[de]发生，“三角关系”[de]故事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de]许多名篇，如路遥[de]《人生》，“高加林”在“城市女子/乡村女子”之间作着痛苦[de]抉择；刘恒[de]《伏羲伏羲》里，一个女人在叔侄之间挑起了生死搏斗，带出了肉欲/伦理[de]严峻思考；张贤亮[de]《绿化树》里，“章永璘”在与“海喜喜”争夺“马樱花”[de]过程中品尝着“知识分子”洋洋得意[de]自恋。在“婚外情”流行[de]90年代，“三角关系”更是成为屡见不鲜[de]滥套，比如池莉流传一时[de]《来来往往》就构筑了典型[de]“商业老板（康伟业）—年轻情人（林珠，时雨蓬）—原配妻子（段莉娜）[de]三角模型，这一模型还进一步发展出连环性：当前一个三角关系结束时，新[de]三角关系紧接着出现。
那么，由“西方人”参与构筑[de]三角关系和以上列举[de]那些三角关系有什么不同吗？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最显著[de]不同在于：支撑后者[de]三个点会发生剧烈[de]冲突，文本分配在每个点上[de]能量是一样[de]，每一个点都在发生着自己合理[de]作用；而在前一种三角关系中，分配在每个点上[de]能量是不均衡[de]，整个三角关系被某一点（西方男人）所牵动，处于对立位置[de]一点（中国男人）[de]力量则被压制，处于“失语”[de]陪衬状态。结合文本来说，比较同是刘恒[de]两个小说《伏羲伏羲》和《苍河白日梦》。在《伏羲伏羲》那里，“叔叔”虽然性[de]能力已经丧失了，但他仍然拥有身份上、伦理上[de]威势，这种威势对偷情[de]两人尤其是对“侄子”产生了巨大[de]压力，导致了“侄子”最后[de]崩溃。三角关系[de]每一方在作者所给予[de]处身位置上是平等[de]，三方面[de]合力最终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de]发展。但在《苍河白日梦》里，由“中国男人”（指二少爷，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对二少奶奶抱有欲望[de]“耳朵”）代表[de]那个点被作者剥夺了暴怒、对抗、申诉[de]权利，“中国女人”被毫无阻碍地让渡给了“西方男人”。下面是“二少爷”在知晓了“大路”和“玉楠”[de]私情之后[de]一段描写：
二少爷披散着头发。
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
二少爷说：玉楠，你给我梳吧？
少奶奶说：要辫子么？
二少爷说：要吧，总该有个人样儿了。
少奶奶说：头发还是短。
二少爷说：短就短，随便你梳什么。
少奶奶站到二少爷身后，大肚子差不多碰了他[de]脊梁。少奶奶梳得很用心，问疼不疼，紧不紧。二少爷说不疼，不紧，很好。梳着梳着就不说话了，整个院子只能听到木梳刮过头发[de]声音，还有线网在水塘里撩水[de]声音。
（《苍河白日梦》）
从“少奶奶深深地埋着头”和二少爷[de]话“总该有个人样儿”里，我们可以嗅到某种风暴[de]味道，但最终消弭于无形，呈现在我们面前[de]是一个安宁[de]小院子。小说正是这样不断地粗暴地扭转故事[de]发展，使“中国男人”处于失语[de]地位。“洋人大路”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处于始终[de]优先地位（他后来[de]被杀害也不能抵消这种优先性，他[de]后代——“蓝眼睛”[de]小男孩被“耳朵”谨慎地保存下来了）。
类似[de]分析同样适合《扶桑》、《K》、《上海宝贝》。在《K》里，当“朱利安”和“林”正在颠鸾倒凤之际，“程院长”撞进来捉奸，小说上演了它[de]高潮、也是令人悲哀[de]一幕：
程脸都气白了，他穿着长衫，好像没印象中那么瘦削。他气得发抖，手指着朱利安[de]脸，说不出话来。
“你不是一个绅士。”程[de]声音非常愤怒。
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de]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讪笑了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士，我们家，我们[de]朋友也没一个绅士。”
程没有听懂他[de]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de]行为哪像一个绅士？”
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de]词。
（《K》）
我们看到，“程”在此过程中处于失语[de]状态，当他张嘴说话时，吐出来[de]竟然是对手[de]话语（绅士），而不是“他妈[de]”之类[de]中国国骂。这个细节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男人”在文本中所处[de]被抑制[de]地位。这种被抑制[de]地位[de]标志不仅是“性能力”[de]丧失，还包括话语权被剥夺、被置于不平等[de]叙述位置等等。
由“西方男人”参与所构成[de]“三角关系”显然是作家依据陈旧[de]“中国—西方”模式构造[de]一个关于“颓败”中国[de]寓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失语[de]中国男人”读作正在死去[de]“老中国”，把占据“性”和“话语“上[de]双重优势[de]西方男人看作是“强大[de]西方”[de]象征，而那个义无返顾地投入西方男人怀抱[de]正是柔弱无依[de]“中国主体性”。只是这个顺理成章[de]过程（无论是作者[de]运思过程还是读者[de]接受过程）是如此让人疑虑，它[de]来临像那个流转在榆镇[de]“蓝眼婴儿”一样诡异、叵测而暧昧不明。
第三章
“全球化”写作还是“后殖民”写作？
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化”（Globalization）突然成了一个异常时髦[de]名词。这个极具弹性[de]概念激起了一轮又一轮[de]论争，人们好像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信息”、“市场”等再度统治世界；有人认为“全球化”指全球经济和市场[de]一体化，是世界资源[de]优化组合，它可以使绝大多数国家在其中获利；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人造神话”，国家和政府[de]权力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再度加强了；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偶然[de]历史过程，它[de]内容和方向是无法预知[de]。
无论人们对“全球化”作何判断，“全球化”理论[de]兴起无疑与以下现象相关：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传输网络[de]发达，地球日益变成了“地球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特网构筑了一个庞大[de]全球共享[de]虚拟世界；全球经济被编织进相互依赖、相互影响[de]网络之中；资本在全球[de]流动；大众文化工业在生产类似[de]流行趣味……一种全球趋同[de]局面正在形成。“全球化”被很多人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甚或是“美国化”。这种高度“同质”[de]前景引起了巨大[de]焦虑：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de]全球性扩张所造成[de]破坏性后果。目前，这种破坏在不发达地区每日每时仍在进行。殖民主义宗主国当年所做[de]，今天在“全球化”[de]名义下以不同[de]、隐蔽[de]方式继续着。资本主义[de]统治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它被保存在“系统[de]强制”之中，包括一种生活方式潜移默化[de]影响以及对它[de]普遍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de]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一种具有腐蚀性[de]循环正在悄悄发生：外来[de]需要和本土[de]需要正在以粗俗[de]方式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结合，使源于欧洲资本主义[de]、物质至上主义[de]文化“全球化”成为一种无声[de]、毫无选择余地[de]暴力。
在“全球化”字面意思所提供[de]“全球大同”[de]允诺中，可能包含[de]是隐蔽[de]阶级、种族冲突。“中国—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de]现实交往[de]作品[de]背景。
1、“革命”话语[de]位置
以写作“陈奂生系列”闻名[de]高晓声在1991年写下了该系列[de]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在这篇写作时间与《曼哈顿[de]中国女人》相近[de]小说里，进入美国[de]中国农民“陈奂生”不像“周励们”那样在美国如鱼得水，对“美国价值”认同起来毫无障碍。他看见[de]是另一个美国：汽车像垃圾桶，养鸡场流水线式[de]作业方式是对鸡[de]不人道。这是他对在《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de]中国女人》里曾被大肆渲染[de]美国[de]都市奇观[de]评价：
你们说稀奇不稀奇，放着宽宽大大[de]地方不住，却到海边沿上[de]山坳坳里来，房子造得密簇簇，一层层拔得攀上天，千百十万人硬拼着性命挤在一起，这不就像蚂蚁在壁角落里做窝吗？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de]批判。“海边沿”、“壁角落”这些词汇里包含着有意味[de]信息，显然在陈奂生看来，中国才是世界[de]中心，而美国则是边缘。这一层意思后来在小说中也得到了揭示。陈奂生到美国，关心[de]是如何改造美国，使它符合自己[de]观念，比如他看见自己住[de]别墅外面都是草坪，觉得太浪费土地了，于是动手把草坪铲了，想改为菜地。他在餐馆打工洗碗时[de]感受是：“做老板[de]果然都黑心。你替他做，他付你钱，别[de]全不管。你做死活该。怪不得共产党要打倒他们。这也算亲身体验到了。可是现在共产党还不曾打到美国来，自己只好白吃眼前亏。”
为什么陈奂生如此理直气壮？因为支撑着陈奂生[de]是一套“共产主义革命”[de]话语系统。他还是一个生活在“过去”[de]人。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de]中心，美国人民正等待着中国人民去拯救。“革命”话语在当时[de]“中国—西方”模式中起到[de]是平衡[de]作用：对于西方[de]妖魔化中国，中国[de]策略是妖魔化西方。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共产主义体系”[de]崩解，“革命”话语成了一段被推出了“逻辑”之外[de]历史，一段必须被不断遗忘、不断擦抹[de]历史。人们对于世界空间[de]想象也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美国”成为无可质疑[de]世界中心。新一代写作者面临[de]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一套完全“资本主义化”[de]观念体系中，抑制“革命中国”[de]历史。在阎真描写留学加拿大[de]长篇《曾在天涯》里，写到过数次留学生联欢表演节目，在这些表演中，中国留学生最热衷[de]就是表演“文革”样板戏。一次是在各国学生联欢[de]时候，女主人公表演“白毛女”，一次则是在华人内部聚会上，大家表演《沙家浜》。在异国他乡[de]这种“旧事重提”里面无疑有深深[de]缅怀[de]情绪在里面，但一切都被放到了“舞台”这个奇异[de]地方。这意味着你可以安全地缅怀乃至赏鉴，而不用有任何现实[de]担心，因为舞台正是为“革命中国”[de]猛兽所建造[de]驯服[de]动物园。
在《身体上[de]国境线》这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庄祁”，某语言学院教师，在恋爱失败后，开始陷入“肉体[de]游戏”，先后与十几位外国女学生形成“性伙伴”关系。唯一[de]例外是，对意大利女孩依莎贝塔萌生了“爱情”，而陷入难以自拔[de]苦恼之中。小说以依莎贝塔回国而告结束。“庄祁”在和依莎贝塔谈情说爱时提到：
“说出来不怕你笑，我小[de]时候，常常跑到爸爸妈妈工作[de]中学办公室，对着墙上挂[de]世界地图发呆。我喜欢看那一块块被涂得五彩斑斓[de]国土，同时在心里一遍遍摹画那一条条盘根错节[de]国境线。为什么它们有[de]笔直，有[de]弯曲，有[de]平缓，有[de]突兀呢？我总觉得这里面蕴藏着某种我不知晓[de]神秘规律。那时候正赶上中国[de]文化大革命，我虽小小年纪，满脑子也都是世界革命、人类解放[de]狂热念头。在当时我受[de]教育里，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你们意大利在内，劳苦大众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受着一小撮资本家[de]残酷剥削和压榨，总之，没法过上像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只须凭票就能买到米、肉、蛋和豆制品[de]幸福生活。因此，每次面对世界地图，我总是暗自下决心，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战士，献身于一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de]伟大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直到所有[de]国境线都被战车碾得粉碎，直到所有国家[de]上空都飘满红旗。”
……
又一次，依莎贝塔笑得前俯后仰。
在这里，“革命中国”[de]历史被作为某种“笑料”和“谈资”，附着在“全球化”[de]语境中，这正是新一代写作者所能够给予“革命”[de]最佳位置。这段话包含着小说[de]中心隐喻：国境线。阶级斗争[de]“国境线”变成了“身体上[de]国境线”，正是小说展开[de]话语背景。“庄祁”屡次表白自己[de]“虚无”——小说展现[de]是“主体性”崩解之后[de]叙事。他试图通过对依莎贝塔[de]“爱情”来重获“本质”。这种爱情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单方面[de]，尽管他越过了依莎贝塔身体上[de]国境线，但这个意大利人心灵上[de]国境线对他永远是闭锁[de]。在“庄祁”对依莎贝塔给予帮助，试图争取依莎贝塔[de]爱时，依莎贝塔决定用“结婚”[de]形式来对“庄祁”进行报答：“只要我们办了结婚手续，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自动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也就是整个欧盟[de]公民身份。这样你就可以顺顺当当离开中国了。”“难道你不觉得生活在中国，生活质量太差，而受到[de]限制也太多了点吗？也许你们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可在我们西方人眼里有许多限制简直无法忍受。难道你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只要我们名义上结了婚，，你就可以自由地去欧洲定居、学习和工作，自由地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
我们当然不能怀疑依莎贝塔[de]真诚。但这里隐藏着这段爱情致命[de]裂隙：在“庄祁”看来纯洁[de]爱情，在依莎贝塔那里也许被当成了换来一个“西方居民”身份[de]工具。这里天然存在着一种等级制，正如有论者所言：“无论是70年前赛珍珠笔下[de]中国农民，还是十多年前贝特鲁奇银幕上[de]末代皇帝，都是一个走了样[de]西方赝品。西方人再怎么宣扬民主推崇平等，他们在接受和面对异域时，始终存在一个前提：他们比其他种族和文化优越。”在“庄祁”用笑谈瓦解了“革命”话语后，他将很难再在“中国—西方”[de]对立模式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场“爱情”[de]一厢情愿也就是理所当然[de]了，而丧失了自己[de]处身立场，向“他者”追寻“本质”[de]行为也必将被证明是徒劳白费。
2、“全球居民”[de]幻像
让我们仍然从发表于1991年[de]一个短篇小说《吧女琳达》谈起。琳达，一个美院女大学生，在酒吧里干兼职，做“吧女”这一在当时还算相当“时髦”[de]职业。她对“西方”有着无比美好[de]想像，比如：大片[de]树林，围着一个古堡，贵族少女穿着白色长裙坐在草地上。这时，一个“有财富又有情调”[de]英国人John到酒吧里来了，他认为琳达不懂礼节，约她到高级场所“沪江特快”吃饭，并声称：“我要教你一些礼节和举止。”琳达满怀憧憬地在约会地点等了两个小时，John根本没有出现。她发现John戏弄了她。第二天晚上，当John再次出现在酒吧里时，琳达发现他“脏得如同没有进化好[de]动物”，她称John为“垃圾”，但仍然偷偷地捡起了John侮辱性地扔到地上[de]小费，以作为自己出国[de]准备。
对这个故事[de]简单复述根本不可能再现小说所展示[de]以John为代表[de]“洋人群体”表现出[de]种族主义[de]傲慢。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de]小说中，《吧女琳达》是一个相当奇特[de]文本。一个少女[de]“西洋梦”被尖锐地刺破了（当然，也有可能并没有，因为琳达把John指认为少数[de]“败类”，而且她还在积极准备出国）。在此后涉及到“西方人”[de]小说中，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如此尖锐[de]种族冲突，一种实际上存在[de]种族等级被想像性地弥合了。我们看到了大量[de]关于“机场”、“酒吧”、“高级旅店”之类[de]高度“国际化”场所[de]描写，中国人穿行在这些场所之中，俨然一副“全球居民”[de]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
王安忆发表于1996年[de]中篇小说《我爱比尔》便是一场关于幻觉[de]描述。小说[de]大概情节是：学画画[de]女大学生“阿三”（第三世界？）爱上了美国人比尔，后来，比尔走了。她又和法国人马丁同居了，后来，马丁也走了。她开始到宾馆大堂里去坐着，等候各种各样[de]“外国人”，和他们睡觉。再后来，“阿三”被当作“卖淫”[de]抓到劳教所去了，她忍受不了劳教所[de]生活，偷偷逃走了，在荒野里哭泣。
在这篇小说里，阿三是一个没有“历史”也没有“家庭”羁绊[de]漂浮[de]个体。她陶醉在自己完全“国际化”[de]想象里：
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de]，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de]地名。
与其说阿三爱上了比尔，不如说阿三爱上了自己“全球居民”[de]身份感。正是这个原因，当比尔离开后，她又和马丁在一起；当马丁离开后，她开始长久地呆在高级宾馆[de]大堂里，因为“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de]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de]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她不断地寻找着可以使自己[de]“国际化”幻觉得以依附[de]实体，但总是失望：“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在阿三和比尔第一次做爱结束时，小说里有一个意味深长[de]细节：
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de]鲜血，很清醒[de]，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
阿三为什么要藏起自己[de]“处女血”？处女血在中国文化里被当作了某种具有仪式性[de]物象，阿三藏起来[de]其实是她[de]“文化身份”。她希望具有和“比尔”平等[de]或者说是同一[de]文化身份。正像小说所揭示[de]，她面对[de]悖论在于：“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作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
位于乡村[de]劳教所[de]生活彻底打破了她[de]幻觉，把她拉回到“中国”[de]现实情境：肮脏，杂乱，完全不同于作为国际化都市[de]上海[de]生活场景。在这里，妓女都已经被编织进等级制：做外国人生意[de]，是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de]是港台来客，再就是腰缠万贯[de]个体户，次而下之[de]则是“来自苏北[de]船工”。阿三拒绝这个秩序，甚至拒绝认为自己是“妓女”，她辩解说：我不收钱[de]。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绰号：白做——从而被编织进等级制[de]最下层。
阿三一直在反抗被编码，拒绝接受被西方给定[de]中国[de]次等位置，而一心一意要成为像比尔那样[de]“全球居民”。事实证明她失败了，她只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在正常运转[de]社会之外哭泣。小说以阿三无意间在泥土里发现一个处女蛋结束：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de]柔软[de]纯洁[de]羞涩[de]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de]？阿三[de]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这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在小说里看到阿三[de]泪水。“一些联想”无疑直接呼应着阿三藏起自己[de]“处女血”[de]举动。阿三[de]故事仍然可以读作一个“第三世界”[de]寓言：它抛弃了自己[de]文化身份，但并不能被“第一世界”所接纳，只能是“亚细亚[de]孤儿在风中哭泣”。
在更年轻[de]写作者那里，“全球居民”[de]幻觉更加强烈了。我们可以在卫慧[de]小说里看到无数[de]“国际化符码”：“德芙”巧克力、“七星牌”女士香烟、“资生堂”化妆水、派对、模特、造型师、同性恋、吸毒、画家、酒吧、日本菜、朗姆酒、范思哲时装……中国新兴“中产阶级”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中产阶级”[de]大合唱。所以，在《上海宝贝》里，女主人公倪可有资格以一种“世界公民”[de]身份尖刻地嘲笑那些“中国妓女”：“专做跨国皮肉生意[de]娼妓，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de]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de]神奇毛发。”这些彻底摆脱了“传统束缚”[de]自我设定为“世界公民”[de]“新新人类”们，[de]确营造出了与“西方人”毫无障碍地平等交往[de]迹象。
正如论者所指出[de]，卫慧[de]小说是由一系列消费符号组建起来[de]（作者在倪可被男人扒下内裤[de]时候，也不忘强调内裤是CK内裤）。这些符号是中性[de]吗？它们是否有助于构建卫慧们“全球居民”[de]身份？
让我们借鉴一下倪伟对《上海宝贝》中高潮段落[de]一次近乎偏执[de]分析。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de]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de]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de]蓝眼睛里该有怎样[de]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de]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de]，野蛮[de]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de]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de]呻吟，一两句含混[de]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de]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de]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de]高潮伴随着我[de]尖叫到来了。
在引用了上述段落后，倪伟分析说：“奇妙[de]是，竟然是德语而不是‘大得吓人[de]那玩艺儿’把‘我’掀上高潮。肉体[de]施虐和受虐是身体性[de]，它至少还象征着对性规范[de]破坏，但在这里，受虐[de]快感却完全落在已经编码化[de]符号系统里，是普拉斯、纳粹法西斯、德语这样一些符号激发了快感，快感因而脱离了身体，滑入到符号体系之中，而纳粹[de]意象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这种符号指意性[de]受虐快感[de]背后，隐藏[de]其实是对权力[de]崇拜。性欲……不是从身体本身获得力量，而总是要借助符号[de]力量来摆阔。”
在小说里，倪可竭力要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相信她真正爱[de]是性无能[de]病孩子天天，德国情人马克则只是用来泄欲[de]工具。但在这段描述里，“潜意识”却不经意地浮现上来。倪伟[de]分析表明，“倪可”[de]性快感恰恰来源于对“等级制”[de]确认，而不是单纯[de]肉体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倪可与她嘲笑[de]那些“中国娼妓”毫无二致。在消费社会所制造[de]幻像里，新[de]“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许正在继续以各种隐蔽[de]形式重演。
3、“中国叙事人”
在“非典”肆虐[de]2003年4月，所谓“美女作家”棉棉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想，我们所有[de]人从今天开始都应该注意不要随地吐痰。这样西方社会会更尊重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de]标志。”
这句话里有令人不舒服[de]东西。难道中国人生活[de]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西方社会更尊重我们”吗？这里面包含着理所当然[de]“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已经成为多数人[de]语言无意识，正如多数“文明人”会真心欢呼“奥斯卡”、“诺贝尔”、“SCI”[de]评审结果一样。这个世界[de]秩序、等级、规则已经被先在地给定了，我们所要做[de]只不过是在被给定[de]位置上扮演好我们[de]角色而已。这似乎是一个令人相当绝望[de]境地。
如果西方没有入侵中国，中国会自动地发展出这一套“现代性”方案吗？西方[de]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适价值？张旭东在一次访谈中说：“已经很难说中国人[de]生活在多少程度上还原原本本地是传统[de]。我们生活[de]具体[de]物质空间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空间，而这个现代性空间[de]起源并不在中国，但它[de]内在[de]世界性本身把它[de]起源一笔勾销了。”（问题在于，“内在[de]世界性”究竟是否成立？）在确认了“内在[de]世界性”之后，张旭东进而说：“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和种种普遍性价值论述，我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特殊性；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de]讨论和界定中去，最终为当代中国内在[de]普遍性价值找到理论上[de]表述。”
在“资本主义普世文明”如日当头[de]情况下，张旭东所提倡[de]“介入和参与对普遍性问题[de]讨论和界定中去”[de]积极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de]。这启示我们，对于我们处身[de]秩序，必须持续不断地批判、反思乃至改造。要以强有力[de]姿态冲决“中国—西方”模式所搭造[de]语言牢笼，而不是人为地继续顺从或者强化这一牢笼——这将使我们无法摆脱等级制[de]噩梦。
伟大[de]小说家卡夫卡在他[de]一系列小说中提供了对于社会惯用话语系统[de]卓越颠覆。在《审判》中，他这样描写所谓“审讯委员会”座落[de]那栋大楼里[de]情景：
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de]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de]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de]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de]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de]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de]是病人，有[de]在酣睡，还有[de]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
这样描写所谓[de]“审讯室”：
这时Ｋ[de]话被大厅那头发出[de]一声尖叫所打断。大厅里烟雾弥漫，灯光昏暗，迷迷蒙蒙，他只好举起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力图看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原来是洗衣妇。她一进来，Ｋ就知道秩序有可能被她扰乱。到底是不是她[de]过错，还不清楚。Ｋ只看见一个男人把她拽到门边[de]一个角落里，紧紧搂着她。但是，发出那声尖叫[de]却不是她，而是那个男人；他[de]嘴巴张得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小群人聚在他们周围；楼座上离他们较近[de]那些人看到Ｋ在审讯过程中造成[de]肃穆气氛由于这种事情而被破坏，似乎感到高兴。
这样描写所谓“法官”：
瞧瞧他周围[de]人[de]脸部表情吧！他们那黑色[de]小眼睛左顾右盼，目光诡谲；他们[de]胡子脆硬，根本不像胡子，要是把它们捏在手里，准和握着一大把蟹钳一样。胡子下方[de]外衣领子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de]徽章在闪闪发光——这是Ｋ[de]真正发现。他还发现他们全都佩戴着这些徽章。表面上看来，他们有[de]属于右派，有[de]属于左派，其实都是同僚；他猛地转过身来，发现预审法官[de]外衣领子上也缀着同样[de]徽章。
我们看到了充满世俗生活气味[de]法院、法庭，看到了猥琐[de]法官。卡夫卡貌似现实主义[de]摹写中其实隐藏着天马行空[de]想像力。“法院”、“法庭”、“法官”这些在人们[de]想像中与“公平”、“正义”、“威严”联系[de]神圣性被一种近乎荒诞[de]描绘消解了，这些能指[de]原有所指随之被掏空。卡夫卡表现出了惊人[de]摧毁社会惯用“话语系统”[de]力量。在他那里，“爱”、“善良”、“道德”、“亲情”之类[de]语词已经完全失效了，他呈现给我们[de]是一个剥落了话语包装[de]灰色[de]世界，从而也是一个更接近真实[de]世界。
学者孟悦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轿车”[de]研究。在中国，“轿车梦”作为典型[de]“中国—西方”模式[de]创造物，被作为工业文明[de]象征大肆鼓吹。轿车工业正在政府与民众[de]双重狂热下疯狂驰进。孟悦通过自己[de]研究指出，现在中国遵循[de]“轿车模式”其实是一种美国模式，并非“欧洲模式”。而这一模式[de]形成“既不是工业发展[de]结果又不是生活富裕[de]必然，而是大企业集团经由同谋而对经济实行垄断，对公平竞争[de]非法控制，以及政府政策制定上[de]错误所致”。案例研究表明，轿车工业在美国得以发展，是资本家通过不光彩[de]手段，摧毁了一个城市[de]“公交系统”，而代之以“私车系统”，以达到自己[de]“资本积累”[de]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轿车文化[de]起源不过是大公司阴谋，政府昏庸，百姓无奈，哪里有什么‘先进’和‘工业文明[de]必然’可言？”在中国大力发展轿车工业会带来难以预料[de]恶果，而在其中获益最多[de]其实是西方跨国公司。孟悦[de]研究对“轿车梦”所表征[de]不对等[de]“中国—西方”关系进行了有力[de]揭露和矫正。
文化多元主义、“和而不同”之类对“中国—西方”交往关系[de]想像只能停留在“美好祝愿”[de]水平。事实是，一种潜藏[de]“等级制”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我们健康[de]肌体。既然我们[de]交往最终只有通过“话语”来实现，只有在语言[de]层面上落实，那么，我们要做[de]就是尽力瓦解、摧毁陈旧[de]话语秩序。刘禾在分析鲁迅[de]《阿Q正传》时指出：“鲁迅[de]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Q[de]中国叙事人。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de]主体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斯一网打尽式[de]支那人气质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改写了传教士话语。”这样强有力[de]“中国叙事人”[de]存在正是真正[de]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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