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现代性语境中“农民”一词隐含着[de]愚昧、落后等具有文化贬抑性[de]观念， 在中国这并不是自古就有[de]， 而是在西方现代性理论参照系下，基于传统与现代[de]一系列二元对立[de]推论所形成[de]。这个被现代性话语权制造出来[de]观念所带有[de]对农民[de]歧视和批判， 忽略了农民[de]真实现状和利益。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关于“农民”一词[de]观念进行话语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de]反思， 并使对于中国农民问题[de]思考走向深入。
关键词： 农民； 现代性； 话语权力； 客体化
一、“农民”一词在现代性话语中[de]语义转向
在中国， “农民”是一个古已有之[de]词汇， 在20世纪以前主要用农夫、农户、农家、农人、农丁、庄户、庄稼汉等词来指称农业劳动者，这一般是职业上[de]称呼。作为传统[de]农业国度， 中国社会阶层大致是君与民、官与民[de]划分， 而“民”[de]构成主体一般是以职业为依据划分[de]“四民”， 即《春秋谷粱传》里说[de]“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 在等级分层上也不过是贵族和平民、穷人与富人之分(布衣与锦衣玉食、素食者与肉食者等) ， 农民阶层还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成为普遍受到贬抑和批判[de]对象， 甚至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重农”[de]政策和意识形态内容。而现代广泛使用[de]“农民”一词包含了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基于文化分层[de]贬义色彩。
现代汉语中“农民”这个词[de]含义并不是从中国古代[de]词汇直接发展来[de]， 而是一个舶来品。根据美籍华人社会学家孔迈隆(Myron L. Cohen) [de]考察， 关于农民一词[de]贬抑性理解， 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de]。日本明治维新时期[de]现代革新者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不少词汇作为日本汉字来翻译西方著作， 正如“封建”对应于feudal、“革命”对应于revolution一样， 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借来[de]“农民”一词正好对应于西方[de]peasant， 后来被当作一种现代性[de]语汇传入中国[de]书面语和口头语中。[ 1 ]155在西方[de]语汇里， farmer和peasant在内涵上是有区别[de]， 前者是职业称谓， 后者则是基于社会阶层身份[de]轻蔑性用语。因此在我们[de]现代语汇中，农民一词具有了某种程度上[de]混合性， 在词源上是本土[de]， 但在含义上却继承了西方现代语境中peasant一词[de]含义。在现代性[de]视野里，中国原先[de]农人( farmer) 变成了现代[de]“农民” (peasant) 。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市民阶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化[de]加剧是一种与传统社会区别[de]现代化表征，因此采用具有现代新含义[de]词汇“农民”来指称广大[de]农村人口符合了他们[de]现代性期待。直至今天， 在极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方案[de]知识分子那里， “农民”一词仍然带有文化批判和否定性[de]色彩。目前[de]“三农”研究里，关于农民问题占主导[de]观念依然是改造农民， 一如当年鲁迅曾提出要救中国首先得改造中国人[de]国民性一样， 比如秦晖就说， “'国民性'基本上就是农民性”[ 2 ]238。他在谈到中国社会[de]现代化时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de]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 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 我国[de]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 更重要[de]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 2 ]2农民[de]素质、农民[de]意识等方面[de]现代化成为当下关于农民问题[de]讨论中最为迫切[de]问题。
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de]现代性话语[de]参照系下， 农民作为不是那么现代化[de]人群， 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带有落后(相对于“先进”) 、愚昧(相对于“文明”) 、守旧(相对于“进取”) 等传统社会性质[de]标志。基于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de]自卑心理，现代化[de]要求变得迫切， 但传统农业社会[de]很多事实在现代化[de]眼光下都显得那么[de]不可救药， 而最大[de]障碍就是传统[de]文化积习和非常不现代[de]民众， 他们占多数[de]是农民。可以说，对“农民”[de]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de]一种身份认识，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de]批判和关注显示了我们内心[de]焦虑和隐痛。
现代化是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等为特质[de]， 而处于前现代[de]中国乡土社会里占大多数[de]未现代化[de]农人则自然被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愚昧[de]，这些看法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致力于民族改革[de]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关于中国农民[de]特点， 诸如孙中山： 勤劳、和平、守法，恒守古法、不思通变， 尚鬼神、忠孝、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凝滞不前等； 梁启超： 缺乏独立之德， 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 奴性、愚昧、因袭， 缺公德等； 陈独秀：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 胡适： 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 梁漱溟： 尊卑上下、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 林语堂：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耀感等； 潘光旦： 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 费孝通：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不难看出， 以上这些评价， 主要是基于一种来自“他者”[de]眼光， 是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农人[de]，农民身上所具有[de]缺点很大程度是与西方现代性观念比照之下所得出[de]结论，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屈从西方现代化立场反观自身所形成[de]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话语[de]参照下，反观自身时对自己[de]民族、文化传统充满危机感和自卑感， 而中国最大[de]文化传统和最大多数[de]国民都与“农民”有关， 因此， “农民”一词作为一种现代化[de]语汇在中国被大量使用以区别于传统语境中属于中性[de]“农人”。
二、对现代性话语权力[de]反思： 农民是现代化[de]主体还是被现代“化”[de]客体？
通过以上[de]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农民”是在现代性话语中被当作一种观念制造出来[de]， 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化[de]迫切心情使得我们形成了对现代化[de]合法性和必要性[de]从不置疑，因而忽略了对“农民”观念[de]现代性话语形成[de]合法性[de]追问。在这种话语权力下，对“农民”一种威压式[de]批判对农业劳动者显得并不公平， 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农人生活真实性[de]遮蔽， 仿佛我们现在没能像西方那样现代化， 完全是因为农民[de]原因。在我们关于现代化进程或农民现代化[de]讨论时，往往把农民说成是现代化[de]主体，但如果细细追究起来， 农民事实上成为被现代“化”[de]客体。因为这种话语权力， 农民在知识分子[de]言说中往往是地位低下[de]群体， 被改造被教育被训斥似乎是他们[de]命运。事实上农民们也习惯了对话语权力[de]屈从，在人格上表现为对“上面”来人、城里来人、领导、干部、有文化[de]人[de]谦卑， 在生活中要保障能吃上一口饭不仅要靠天， 而且还要靠“政策”。现在国内[de]“三农”问题研究大部分就是研究政策问题，农民[de]命运似乎是掌握在执政者和政策决策者手里[de]， 知识分子们又一次扮演了农民[de]代言人、贴心人和拯救者[de]角色。
福科在著名[de]《疯癫与文明》里借助现代性话语中关于疯癫[de]界定研究了被迫沉默[de]“疯人”背后[de]话语权力关系。在福科看来，由于在现代性[de]语境下把理性和疯癫断然分开， 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de]理性所支配[de]行动把自己[de]邻人禁闭起来， 用一种非疯癫[de]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3 ] 。因此理性获得了话语[de]权力和现实社会秩序[de]控制权力。在西方现代化过程当中， 由原来不受理性控制[de]疯人到后来所有一切对现代性社会构成威胁[de]人群都被归入到疯人[de]行列并对其进行禁闭。福科说，对疯人[de]界定是一种现代性[de]发明。同样， 在现代性视野里， 文明[de]重要性源于理性[de]传统， 以理性为参照系划出[de]疯癫人群， 及以文明为参照系划出[de]愚昧人群都是一种现代性[de]话语权力方式。在现代性[de]视野里，不开化[de]民族(如殖民地[de]土著和中国[de]农人) 都被认为是可耻[de]。
按照福科[de]逻辑， 我们也可以说， 现代性话语中对于“农民”[de]观念， 也是一种现代性[de]发明。如秦晖在他那部关于农民现代化[de]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里论及这个“难对付[de]阶级”--农民--[de]种种反现代性[de]特点时， 就着重开辟一章(第十一章) 专门讨论了农民[de]“非理性种种”。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