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de]坚实基础
民主和公正是治理理论[de]核心价值，民主不但在理论上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有主宰自己命运[de]权力，而且意味着人民在实际中拥有当家做主和主宰自己命运[de]能力。平等和公正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一致享有非排他性[de]权利和非歧视性[de]待遇。而这一切，只有当人民真正获得了平等参与公共生活，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管理过程之中，才有实现[de]可能。法治是民主[de]基石和制度性保障，法治[de]缺失和残损意味着社会无法获得有效治理[de]秩序和环境。强调和实施民主法治建设，成为中国政府实现治道变革[de]基础。
1. 依法治国，实现社会有效治理[de]重要途径。中国是一个人治传统深厚，而民主法治传统严重匮乏[de]国家。在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de]基础上，中国政府对民主法治建设[de]重要性有了深刻[de]认识，提出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de]方略。在十五大报告中，党[de]总书记将民主法治建设列出专章进行阐述，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de]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de]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de]改变而改变。”可见，中国政府所理解[de]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以法律[de]形式保障公民[de]民主权利，其次就是将国家[de]整个治理过程纳入法治化[de]轨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de]过程中，中国政府突出强调了依法治官、依法治吏、依法治政，因为政府组织和国家公务员是整个社会[de]表率，在他们中产生[de]滥用职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止，依法治国就会变成一句空谈。进而，依法行政已经被提到了一个战略[de]高度，其含义是要求“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行使职权都要纳入法制化[de]轨道。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de]职责和行使行政权[de]程序要作出明确[de]规定，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提供准确[de]依据。法律、法规作了规定，行政机关就要严格遵守、执行、依法履行职责，办事权限要合法、办事程序也要合法”(王忠禹，1999)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中国政府奉行[de]准绳，也是与治理理论对法治[de]强调相呼应[de]。
2. 决策和管理民主化，实现有效治理[de]积极尝试。公民有权依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de]管理是人民主权思想[de]重要内容，是衡量政治民主化[de]重要标尺。治理理论所强调[de]公开、透明、回应等理念最终也必须通过决策民主化和管理民主化，也即通过公民[de]公共参与才能实现。中国政府坚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de]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原则，鼓励下级管理人员和普通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近年来，政府开始寻求更为制度化[de]途径，保障公民[de]参与权利，先后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任前公示制度、举报制度、听证制度、人大旁听制度、公开审判制度、检务公开制度、警务公开制度、政府上网工程、咨询和建议制度等等。政府通过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政府采购制度、开通市长热线等体现现代管理精神[de]措施和办法，正在主动寻求政府和公民之间[de]互动，造就积极公民，实现“善治”目标。有些措施[de]实行已经收到明显效果，例如咨询和建议制度调动了大批学有专长[de]专家学者[de]积极性，越来越多[de]专业社团开始成为政府[de]智囊，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几年前，青年学者胡鞍钢根据对国家能力[de]研究所提出[de]报告，成为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de]重要依据，已被传为佳话。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它应当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提供充分而有效[de]渠道，并且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也应在程序上保证公民参与公共行政[de]权利，使公民在政府制定和实施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de]公共政策时，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de]意愿。“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扩大公民参与公共行政[de]渠道，并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是在这方面[de]一个有益[de]实践。”(施绍祥，2000)
3. 民主选举，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de]重要手段。选举制度是宪政制度体系中最重要[de]制度安排。实行选举制度意味着人民有权选择管理公共事务[de]领导人，也意味着人民保留着在不满意[de]情况下更改政策和撤换领导人[de]最终权利和最后手段。因此，它理所当然也是当代治理理论[de]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继续改善国家层面[de]选举制度[de]同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基层选举制度[de]建立和完善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郑重指出：“城乡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性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列举措，譬如：确定县级以下[de]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规定村民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基层农村和乡镇引入“海选”机制，对候选人不作事先[de]“内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在各级权力机关[de]选举中引入差额选举办法，将原来候选人与应选人[de]等额，改为候选人必须多于应选人；在极个别地方，还尝试了乡、镇长[de]直接选举(俞可平，2000) 。城市基层单位也推行了类似[de]选举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在中国[de]推行有着重要意义，它为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奠定了制度基础，人民通过手中所掌握[de]选举权，使自己参与公共事务[de]权利落到实处，对行政过程实施有效[de]监督。与民主选举制度相配套，基层群众[de]公共参与和民主监督[de]权利还得到了一些具体措施[de]保障。例如：80 年代中期，基层行政管理机关就创造了“两公开一监督”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则在1998 年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de]通知》等。这些制度[de]建立和措施[de]实行正在为基层民主搭建必要[de]平台。
4. 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民主[de]翅膀在飞。在中国政府看来，基层民主与基层自治密不可分，基层自治可以为公民提供最初[de]民主训练。在城乡社区这样[de]小共同体中实行自治，可以让公民获得基本[de]政治技能和心理感受，从而为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知识积累，因此，基层自治对于中国民主进程来说有着实质性[de]意义。而且，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权从基层某种程度上[de]调整和后撤所留下[de]权力真空，由整合起来[de]公民权来填补，对于国家来说，是最经济也可能是最好[de]选择了，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外，中国目前试行[de]公民自治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城市[de]社区自治主要是指居民[de]各种自治制度，如居民委员会制度、社会综合治理制度、社区互助合作制度等。行业自治主要是指在某些专门领域中实行[de]职业自治制度，如企业自治、职工自治、同业自治等等(俞可平，2000) 。众多城乡自治网络[de]出现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de]新鲜因素，它们所蕴涵[de]制度创新和民主实验[de]性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方面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借用几位中国政治学者[de]比喻，它们好象“民主[de]翅膀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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