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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中的渐进决策研究
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20多年来中国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转轨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在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选择了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的道路,没有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模式可以避免社会震动过大,在保持社会稳定条件下推进改革,使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可以较好地处理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实现平稳的经济转轨。因此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研究就有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渐进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必然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决策是在改革初始条件下的一下历史存在,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固而有着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改革之初,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在逐步改革的过程中加以修改和完善,另外我国经济改革也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渐进决策产生的必然。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在于:  
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  
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二、    渐进决策的基础及特点  
既然选择渐进决策为中国改革的指引模式也就应全面了解这一决策,中国渐进式改革决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基础上逐步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先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起步,再逐步向城市推进。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农村拉开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1979年在安徽、四川的试点和逐步扩大,演变为1982-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截止1984年底,全国有1.8亿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农产品生产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使中国能够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为整个改革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市场环境,对城市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1984年,改革在城市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展开。城市改革并非像农村改革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就经历了扩大自主权、两步利改税、全面实行承包制、转换机制等政策调整,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这种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和锻炼干部,有利于社会稳定,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  
(二)先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后实行市场价格。中国的价格改革采取了“调放结合、先调后放、逐步放开”的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双轨”到“单轨”的过程。1978年以前,中国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几乎全部由政府决定。1979年,国务院对粮食收购实行了超定额收购加价政策,对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也相应提高了收购价格。1980年又提高了8种副食品零售价格。从1981年起,在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的同时,政府开始在局部的经济增量范围内引入市场价格机制。1985年开始,价格改革已基本转向价格放开。例如,钢材等生产资料超计划产品价格全部放开;放开生猪与蔬菜价格;粮、棉等主要农产品改统购为合同定购。由此形成了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迅速扩大,1992年下半年,原国家物价局通过修订和颁布新的《价格管理目录》,大范围地解除了价格管制。中央直接管制的商品,由737种减为89种。1993年,又进一步放开了成品油、绝大部分钢材、煤炭、水泥的出厂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放开了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至此,中国的价格改革由“双轨制”进入并轨后的市场价格体制。目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这表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  
(三)先在东南沿海一带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生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要求特区要象陕甘宁边区那样,要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又确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到9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形成了拥有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国家在进出口权限、外汇留成、地方税利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范围,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延伸,先后开放了长江沿岸的重庆、武汉、黄石、岳阳、九江、芜湖6个城市,内陆各省会城市,批准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关政策;开放了13个边境口岸城市,促进边贸发展。至1995年底,中国开放地区覆盖354个市县,55万余平方公里,3.3亿多人口,包括经济特区5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32个,保税区13个,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和功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  
(四)所有制改革先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在调整中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和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较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个体和私营经济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成为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由萌芽到发展,成为中国所有制结构中极富活力的生长点。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相对下降,在全国经济总量(按提供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仍占70%以上,国有经济局部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调整,在金融、能源、交通、邮电通讯、民航、军工等产业,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精尖技术领域,国有经济仍占主体地位。  
(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基本上是按照放权让利和政策调整的思路进行的。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单位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就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1992年中国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国企改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和进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改革思路和方针包括:坚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而不是把所有国有企业救活;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对国有大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放开放活大量小企业;把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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