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期执政党的反腐倡廉 - 党建论文


  前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些重大变化给我们党的各项工作包括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加强廉政建设,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才能保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基地。

  一新时期腐败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新特点

  (一)落马高官多,“五长”现象值得关注

  在2004年的落马贪官中,厅级以及省部级一把手较多,形成了较为突出的“五长”现象。这“五长”主要是指:秘书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检察长以及法院院长。

  2004年被查处的厅级以上秘书长至少有9人,其中重量级人物有原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王道生等。湖南省检察院一份内部材料称:“与交通厅长一职相似,秘书长群体近年来也成为腐败案的高发人群。”

  省市一级宣传部长落马同样引人注目。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原成都市委宣传部长高勇等今年先后被查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腐败行为大都发生在早先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专家认为,这些贪官被带“病”提拔,病跻身各地党委决策层,暴露出我们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深层缺陷。

  组织人事领域是近年来腐败的多发地带,“买官卖官”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今年,曾担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达8年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因涉嫌受贿950万元被查处,引发了黑龙江的政坛“地震”。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也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双规”。

  2004年至少有5名市级以上检察长被查处,其中原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涉嫌受贿,成为全国第一个被立案审查的在位省级检察长。此外,今年还有来自贵州、江苏的两名省级反贪局长先后“落马”。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也因涉嫌重大经济问题被“双规”,成为全国第三个被查处的省高院院长。监督者和裁判者的腐败,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强烈关切。

  (二)受贿案多案值越来越大

  在2004年的腐败案件中,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落马高官都涉嫌“受贿”。并且,贪官的受贿金额巨大,动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超过亿元,这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的冲动依然空前强烈。如11月份被判处死刑的原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李友灿。受贿数额达4700多万元。而目前外逃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涉案金额竟达2亿多元。国家动用重典严惩腐败分子,但一些腐败分子却不收敛疯狂本性,敛财金额不断创造历史新高,显示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三)窝案窜案多,“集体腐败”特征明显

  湛江厦门特大走私受贿案分别涉及公职人员259人和300多人,其涉及政府官员人数之多、分布领域之广,均堪称建国以来之最;2004年侦查终结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以上干部卷入其中;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也因此被牵出,而对韩桂芝案的顺藤摸瓜,又牵扯出一大批腐败官员,一批省厅线干部已被免职;不久前证监会官员王小石涉嫌受贿被批捕,同样牵出多名腐败官员。腐败窝案串案的增多,显示腐败有从个体化向群体化集团化蔓延,形成某种共生共亡的腐败利益集团的趋势。“集体腐败”的出现,不仅为查处和惩治腐败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恶化了官场风气,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四)腐败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狡诈隐蔽

  有的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收受钱物,大肆攫取“灰色收入”;有的大搞家庭化腐败,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亲朋好友提供便利,从中牟取私利;有的借企业转制之机利用权力隐匿利润,化公为私等。

  所有这些新特点,为我们党进行反腐倡廉带来了新的困难,成为新的课题。

  二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分析

  (一)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思想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意思,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等消极腐朽的东西乘机而入,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断地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面对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始终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在实践中却常常抓经济建设比较硬,抓精神文明这一手比较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薄弱了。。。。。。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食物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1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比上年增长9.5%,改革开放的25年更是保持了9%以上的哦告诉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中国正式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表明,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容易出现腐败现象。亨廷顿曾指出:“在同一社会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时期比其他时期更为常见。有证据表明:腐化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2由于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缺乏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理想淡薄,信念动摇,意志衰退,向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贪图安逸享乐,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丧失原则立场,背叛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经济体制转换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能性

  从行政审批制度来看,行政审批权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能,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哦重要手段。但由于存在审批内容随意、程序不清、时限不明、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容易滋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从财政制度来看,现行财政体制中还存在一些计划经济遗留的管理特征,如“越位”和“缺位”以拨代管、重管理轻监督等。由此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如:现行的税收尚未完全覆盖整个经济活动;财政分配秩序还不够规范;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一些部门和单位预算外资金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问题比较突出等。这些问题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滋生和不正之风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从人事制度来看,我国现有的人事制度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民主性、公开性和竞争性比较缺乏,存在的漏洞不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腐败行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在权力配置上存在着弊端,表现为:

  第一,权力过分集中。这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的主要弊端之一。过分集权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的领导。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初期既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第二,   权力活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既缺

  乏有效权力制衡的外部力量,又缺乏独立的内部监督体系,致使我们党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在执政条件下的各类腐败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对人扬言,“在中国,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胡在任市委书记几年中,滥用权力,践踏法纪,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恶腐败分子纷纷企望依靠胡的“没人管”的权利进行贪污和掠夺。事实充分证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薄弱,为腐败提供了自由空间,致使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

  (四)法治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其惩戒功能相对下降

  改革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法治建设。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廉政立法和依法惩腐的哦工作十分重视,加大了法律法规建设的力度,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律和法规。但总体来看,我国在立法方面还不系统不完备,主要表现在:立法相对滞后,缺乏前瞻性和预防性。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表明,许多廉政法规制定的出台无论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都明显滞后。在我国的立法中,一直比较重视追惩性法律规范的制定,往往发现一个问题采取一个对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体现不了法规的预防性、警戒性功能。

  三新时期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的对策分析

  (一)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构筑反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是我们反腐倡廉的一贯传统。邓小平一再强调:“根本问题是教育人”4。江泽民也深刻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5目前,针对领导干部教育上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教育的内容、方式上的形式主义、不讲效果等问题,“思想教育要加强”6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改革开放的今天,共产党员要抵御住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诱惑,拒腐防变,同样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支撑。一个领导干部,如果真正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念,就能够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就能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能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首先,树立对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其次,树立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取代资本主义的持久战观点。再次,科学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激发在理想指导下改造现实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必须把实现远大理想同完成现阶段的斗争任务统一起来。

  第二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教育。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权力士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7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的,“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8 加强地位观教育。地位观是一个观念系统,它集中体现为人们对职务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作为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地位观必须坚持用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塑造自己,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接受组织的再教育,始终做到“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9,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加强利益观教育。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10首先要把党和人民的哦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党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做出自我牺牲;再次在服从党、国家、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兼顾个人利益。

  (二)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制,为反腐倡廉提供体制保障

  江泽民指出:“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11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从体制入手,针对产生腐败的原因,针对行贿和受贿的动机,采取预防性措施,为反腐倡廉提供体制保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第一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

  反腐倡廉工作要逐步实现制度化,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恢复机制。加强代表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党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发生和蔓延。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对那些应该用市场机制运作代替行政审批的项目,就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需要进行行政审批的项目,要建立科学的机制,以堵塞漏洞,减少其安全交易的机会。

  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资金监管。改革资金缴拨方式,实行国库经中收付制度,杜绝截流、挤占、挪用资金、私设“小金库”等问题;强化预算管理,堵住一个部门多个账户“小金库”“账外账”林立的漏洞,切断滋生腐败的部分财源:加快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搞好交通和车辆税费制度改革。

  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全面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吧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的原则,坚持党政人才、禽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第三健全法制,加大腐败现象的预防和打击力度。

  制定廉政建设基本法。专家建议,在廉政建设进程中应有一个总章程性质的法律来指导和规范,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廉政法”,并将其作为我国反腐倡廉的基本法。使我国反腐倡廉有一个明确的总体规划和要求,克服现有立法不完善,不严密和缺乏配套性的缺陷。以廉政建设基本法为依据,对已有的有关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找出疏漏和薄弱环节,克服廉政法律规范之间互不衔接甚至矛盾的缺陷。同时尽快出台相关的配套法典,如:公务员法典、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国家工作人员日常行为规范法(或称防止腐化法)、反贪污特别法、新闻监督法、惩治挥霍浪费单行法、举报法等。

  加强反腐败的专项立法,使反腐倡廉具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武器。针对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中,专项立法薄弱,已立法律法规中存在缺陷的状况,表现为:廉政措施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现有的廉政法律、法规大多属于应急性规定,缺乏通盘考虑和预防措施,廉政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行政法律法规极其缺乏,廉政监督机制不完善等。为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反腐倡廉的专项立法。

  强化执法,加大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纪检监察机关惩治腐败,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允许党内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要通过严格执法,使其能产生一种威慑作用,使违纪者望而却步,收敛违纪行为。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教育、惩处、监督、保护”的职能和“反腐倡廉,保驾护航”的作用,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有效地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三)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有效堵塞滋长腐败的漏洞

  第一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内部。”12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理论,强调“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13

  首先,加强党委会的内部监督和纪律的监督,就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体制。落实好党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紧抓好责任追究这一关键环节;强化各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制定严格和科学的岗位责任制、廉政责任制,强化上下级、同级和部门之间的制约监督,定期对行政领导进行民主评议;大力推行重要权力分解制约制度,如立项、审批、执收、执罚等。同时,还应通过认真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测评、民主生活及发挥党内专门执纪监督机关的作用等途径,不断提高党内监督的实效性。

  其次,加大专门机构的监督力度。改革开放后,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无力,于是邓小平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4 1978年恢复设立检察院,1979年恢复了党的监察机构,1986年正式恢复组建了国家监察机构,1993年,国家的监察机构与党的监察机构合并办公,期间,1988年成立了举报中心和反贪局。至此,现行的组织机构基本完成。应当充分发挥现行的监督机构职能,加大监督力度,严惩腐败。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监督网络。

  首先,加强群众监督。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群众监督。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跳出腐败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反腐败斗争的各个方面,调动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是消除腐败现象、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效方法和监督途径。各级党政部门、全体党员干部要广开言路,积极创造有利于群众监督的条件,广辟接受群众监督的渠道,兼听方方面面的群众意见。要健全完善信访、申诉制度、民主选举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对官员的监督制度,建立“便利、安全、有效”的举报机制;建立领导接待群众和现场办公制度;建立与群众监督相关的规章制度。同时还要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

  其次,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要广泛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因特网等新闻媒体对各种违法乱纪的人和事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公开曝光,暴露他们贪婪的本质和犯罪事实,这样才能震慑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我们要从法律上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发稿权,使舆论监督成为遏制腐败的有力和有效武器。

  实践证明,社会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现象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但我国现行的新闻组织体制基本上与党政组织体制相重合,新闻媒体均附属于某一系统和权力部门,自身的独立性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进行权力监督的行为能力。近年来,涉及中高级干部的要案,很少由媒体首先曝光,绝大多数为事后报道,缺乏对滥权行为的事中监督。在新闻出版业走向繁荣的今天,主要规范手段依然是政策、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缺乏一部专门的基本法律。所以新闻立法已是当务之急。这样通过有效的新闻媒体监督,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氛围,使腐败现象逐步减少并最终消灭。

  只有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体系,才能发挥各监督机构的综合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有效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腐败。

  (四)提高公务员待遇,有效保证反腐倡廉的顺利进行

  由于公务员在我国地位的特殊性,所以对于提高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一向敏感,意见分歧也很大,但笔者认为,现阶段提高公务员待遇,甚至实行“以薪养廉”,不仅具有现实依据,而且也有法律依据。

  从现实依据看,从1979年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8%,而公务员工资年均增长率为6.8%,低薪的局面由此形成。由于公务员队伍无论在人员构成、学历水平和综合素质方面都比较高(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在业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是2.9%,而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在业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是25.83%),规则公平要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获得高收入,因此,其预期收入应该处于社会中上水平,这种人力资本的级差收入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多种调查显示,目前公务员工资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国家公务员收入水平偏低和过低者分别占了36.6%和23.7%,两者合计60.3%,远远超过了认为其收入水平偏高和过高的合计比例30%。

  从法律依据看,给公务员加薪并非有关部门拍脑子决策,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工资福利调整的几条原则:其一、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其二、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其三、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对于提高公务员待遇,“以薪养廉”,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公务员管理方法,新加坡实行的以薪养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让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保持在社会的中上水平;另一方面,对内阁部长等高层公职人员实行“高薪养贤,厚禄养廉”。据《世界联系》调查统计,1995年各国政府首长的年薪状况如下:美国为20万美元,英国为12.9万美元,新加坡则达为81.2万美元。也就是说,新加坡总理的年薪是美国总统的4倍,是英国首相的6倍多。14实行“以薪养廉”,提高公务员的待遇,让公务员不用也不必去考虑在薪水之外如何获取“灰色收入”,解除后顾之忧,尽心尽力为国家效力。

  在提高公务员待遇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高薪不止是处于养廉的考虑,而是还要考虑到为政府部门吸收最优秀的人才。李光耀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讲:“如果不给政府官员一笔可与私人企业相当的报酬,那么,就得把物色人才的范围局限在才能较差或成就较小的范围内,国家将为此蒙受损失”。

  总结以上四点可知,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必须坚持思想、制度、法制、监督、保障等全面治理,使其“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不必贪”,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腐败不仅是党和政府肌体上的顽症,而且是一种综合并发症,不可能期望几项措施就可以根本解决,也不可能期望在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反腐倡廉的斗争任重道远。我们坚信,以丰富的历史经验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一定能将腐败控制在最小的范围,直至消除腐败,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更加清正廉洁。

  结束语

  腐败是个世界难题,被称为无法治愈的顽症。有人甚至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自身的腐败”。纵观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再到改革开放,我们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夺取反腐败斗争的最后胜利。其次,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我们已经探索并形成了一套正确的反腐败工作路子。反腐败正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再次,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真抓实干,有一支经受各种考验的坚决反腐倡廉的党员干部队伍,有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坚决拥护,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是我们夺取反腐败斗争顺利的力量源泉。总之,只要我们充分运用这些已有的宝贵经验和条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反腐败斗争的特点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建立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就一定能够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对此,我们满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