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运行中的难题破解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本身体现着刑罚轻缓化和行刑社会化的趋势,表明刑罚执行方式朝着人道化和谦抑性发展。但是,法律的生命无疑在于其良好的施行,该制度在运行中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重点及难点是刑期的计算及监管问题。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刑期计算问题

  [案例一]罪犯张某,2013年1月22日因犯容留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后因病被保外就医。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内,又于2013年3月16日因犯介绍卖淫罪被取保候审。对于罪犯前罪监外执行刑期的计算及两罪如何并罚,法院判决认为,该罪犯前罪监外执行刑期应该从新罪被取保候审时中止,前罪未执行的刑期并入新罪合并处罚。该判决后被检察院抗诉。

  (一)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新罪时刑期的计算

  案例一中,张某在暂予监外执行期内再次犯罪,后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这面临着张某在监外执行期间再犯新罪时,应当从何时开始终止监外执行刑期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张某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内再犯新罪,其监外执行刑期应该从犯新罪被取保候审时终止,这种意见考虑到采取强制措施意味着一个新的诉讼程序的开始;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从犯新罪时立即终止暂予监外执行刑期计算,这主要是参照法律关于缓刑、假释期间犯新罪的规定;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存在终止刑期计算的问题,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7条第3款的规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情形只有两种,即“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和“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而在本案中,罪犯张某并不存在以上两种情形,犯新罪并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应当终止计算监外执行刑期的情形。

  根据1990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重新犯罪的实践是否计入服刑期间问题的答复》的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从其被准予监外执行之日起至犯新罪后新判决执行前这段时间,应视为所服前罪判决的刑期,应当在对其执行新判决前不终止前罪监外执行刑期的计算。但从法理上讲,刑法之所以设计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正是出于其人道主义的目的,所以必须既保护罪犯人权又考虑其社会危害性。罪犯在监外执行期内再犯新罪,意味着其对监外执行期义务的违背,对“不具社会危害性”承诺的违背,应当参照缓刑、假释的规定,自犯新罪时立即终止对前罪刑期的计算。

  (二)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限制

  实践中,罪犯保外就医期间计入执行刑期(除采取非法手段骗取保外就医、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外出的期间、脱逃的期间之外),但保外就医期限的延长恣意化却较为严重。已经被废止的《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曾对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间进行了规定,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出台后,这些关于期间的规定都被废止,且并无新的补充规定。这样一来,关于保外就医的期限以及对期间延长的限制就无从规定。尽管《暂予监外执行规定》附上了详尽的“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但是并未对相应等级的病情适用何种就医的期间进行规定,这无疑赋予批准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没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罪犯获得有利于自己病情的证明轻而易举,并通过久病不医来拖延就医期间的情形时常发生。[1]比如,实践中往往会有一些怀孕的妇女被暂予监外执行,分娩后为逃避收监再次恶意怀孕,以获取再次监外执行,一直到行刑期满。这种情况下,孕妇再次恶意怀孕分娩的期间是否应当计入刑期,法律并无相关规定。总而言之,对监外执行期限的规定过于模糊,极易引起刑期计算上的争议。

  二、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问题

  [案例二]罪犯田某,女,2013年4月9日因诈骗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判决发生效力后,因其处于哺乳期,遂被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在其哺乳期满后,执行机关决定收监时发现该犯再次怀孕,且该犯已经离婚,前夫拒绝扶养三个子女,又无其他适合的监护人,于是就再次申请暂予监外执行,至今对田某未能收监执行。

  (一)对罪犯的及时收监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些罪犯及时收监执行难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指定的就医地点,罪犯保外后多回原籍或异地治疗,执行机关难以掌握罪犯病情治愈情况,加上缺乏严格监管,有些罪犯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病情尚未好转的证明,以逃避被收监执行,还有些罪犯确因经济困难,无钱医治,造成久病不愈,或者为了逃避刑罚故意拖延治疗。因而不少罪犯“一经保外即长期治疗”的状态屡见不鲜。还有一些女性罪犯通过非法途径怀孕以获取监外执行机会,或在监外执行期间内再次恶意怀孕,以逃避刑罚执行。案例二中罪犯田某在哺乳期满后,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应当收监执行,但是在法院下达收监执行决定后,由于罪犯父母无能力抚养其子女,田某前夫又拒绝扶养,其子女不符合送养福利院的规定,导致迟迟不能收监。针对这类问题,笔者认为,应当综合协调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局、民政局、福利院、社区等机关,妥善安置罪犯子女,可以将罪犯子女临时寄养福利院,确保及时收监,严格执法。至于后续费用问题,可以向罪犯家属、扶养义务人追偿。

  (二)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当前,承担社区矫正任务的一般为基层司法局下属的乡镇、街道司法所,矫正小组成员多为司法所工作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这些人与罪犯的日常接触较少,很难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和帮扶。同时,矫正小组为矫正人员制定的矫正方案缺乏针对性,常流于形式甚至是应付检查。入矫人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劳动和学习,但学习和劳动的时间是很少的,大多数时间处于无监管的状态,矫正机构也难以确定其去向,无法完全把握罪犯的动态。对于绝大多数监外执行的罪犯而言,一般都是出现重大违法行为或重新实施犯罪后才会被矫正机构发现,甚至有的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再次犯罪的,矫正机构都未能及时知晓并上报执行机关进行收监。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又大多身体患有重病或处于哺乳期,集中实施教育学习、劳动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