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鼎元的伦理思想探微



   [论文摘要]蓝鼎元是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伦理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特征,而且也带有继往开来的历史特点,尤其是其“农商惠吾德”的新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蓝鼎元;道南学派;伦理思想;继往开来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拔贡出身.先后出任幕友、知县与知府。他是清代著名的循吏、“筹台之宗匠”,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经济之儒、文章之匠”。尽管学界从教育、哲学、学术、治台、农业、对外贸易、近代化、史学、吏治等多个方面对蓝鼎元的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目前仍缺乏其伦理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他作为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蓝鼎元的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代表性。

  一、蓝鼎元伦理思想的渊源

  蓝鼎元伦理思想的产生既与自身所在道南学派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应用与延续。

  (一)道南学派与闽学

  道南学派与闽学是其伦理思想来源之一。史载:“有宋熙丰以前,闽人未知理学也。自龟山先生载道南来。远方之士,游其门者日众,闽学驳驳然盛矣”!乃至“伊洛之学至是大明,如太阳之出,邹鲁而外.推闽儒为独盛”。蓝鼎元指出,“吾乡前哲,自龟山得伊洛之正传,历豫章延平,以及朱子,斯道粲然如日月经天.渊源可得而溯也”。总之,“则彬彬棉阳,依然海滨邹鲁.而程子所谓‘道南’,又于此昌一支派矣”。

  有学者认为,道南’一语,是程颖对其门人杨时南归时的临别赞语。杨时曾于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由福建赴河南颖昌,‘以师礼渴见程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日:杨君最会得容易。及归,送之出门.谓坐客日:吾道南矣!明道死,师事伊川’。可见,杨时本为程门高弟,程颖的得意门人。所谓‘吾道南矣’。意即伊洛之学因杨时返闽而在南方有了传人。

  因此,朱衡《道南源委》一书,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记述伊洛之学在闽中的传播以及闽学自宋及明的渊源流变的情况。杨时南归后,‘杜门沉浸经书,推广师穷探力索,务极其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自肆’.其学‘推本孟子性善之说,发明《中庸》、《大学》之道’,为‘当时贤公卿大夫’所‘尊信’,‘得伊洛之传,为闽中道学正宗’。白杨时开创道南学派,一传至罗从彦,二传至李侗,三传至朱熹。他们均为道南学派的正传人物”。另有学者指出,“考察道南学派的原由出处及形成、发展的客观实际,可以论定道南学派为在闽地传播洛学直至朱熹闽学建立的一个动态发展的学术派别,包括杨时、游酢及其后学罗从彦、李侗”。

  由此看来.最初的道南学派为南传的洛学.亦即程氏理学,至朱熹时形成闽学,亦即朱子学,朱子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文化;然就地域而言,道南学派主要是指闽中地区(包括棉阳即潮州府潮阳县)的道学,亦称之为闽学,是理学在南方的一个分支,为地方化的儒学形态。

  (二)蓝鼎元与清初道南学派

  由道南学派发端.朱熹闽学后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文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域”意义的“道南学派”的消失。换言之,清初蓝鼎’元所属的道南学派与当时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在学术旨趣上大相径庭,显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性学术流派。


  清朝初年.以谢古梅、蓝鼎元为核心形成了新时期的道南学派。有关谢古梅,史载:“太史为闽之人,学闽之学,非过求于太史也”,“太史谢古梅谒告,将南归,同学荣其行也,为诗若文以送。鼎元日:‘太史于诗为伯,于文为匠,于字兼晋、唐、宋、元诸家之长,志高而行笃.学博而才宏,今之三代士也’。余恶乎青诸,虽然太史好学者也,行矣!为乡先生请与言吾乡之学”,蓝鼎元进一步指出,“太史专一心志于圣贤之学,诱迪吾乡英伟之士,使皆笃学力行,人人有不自暴弃之思。又相与讲求经世理物,兵农礼乐之经济,使皆有体无用达,可为国家之名臣,穷勿堕闽学之宗风,则太史之功大矣”由此看来,这位福建籍的当朝太史不仅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南学派的代表人物,而且其学术趋向完全转向了新时期的经世之学。而作为清初道南学派的重要人物,“鹿洲(蓝鼎元)生长名邦,为道南正脉,读洙泗之书,究洛闽之奥”,不仅如此,而且“夫子(蓝鼎元)生考亭正学之邦,萃道南清淑之气,自幼毅然以圣人为必可学,步趋先儒,留心经世,治兵、治民、农田、学校之规划,山川要害,海疆万里之经营”。

  我们一般认为.清朝初年道南学派虽然仍归属闽学,但却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流派,其显著特点即是主张学术上的经世致用。例如作为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蓝鼎元颇为自负地说,“吾所谓学者,取材千古,陶铸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当,藏之名山,俟百世圣人而不惑,盖有用之实学也”。如此之下,道南之学与这一历史时期空谈心性而与现实相脱离的程朱理学.ff学术风格上就迥然不同了。

  二、蓝鼎元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

  从乡村私塾到全国最高学府.从在书院纂订先儒诸书到进入内廷校勘儒家经典,蓝鼎元从一个学童成长为一位名儒,自然地形成了传统儒家化的伦理思想。简言之:

  其一,忠、孝、礼的伦理思想。作为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传统士人.蓝鼎元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思想。这位道南名士认为,“吾有君,必极其忠敬,不论在朝在野,为臣为民。皆有一团忠爱,缠绵于寝食梦寐之间”,因此,“去官是小,欺君事大”。反之,“臣不知爱其君,不殚竭忠诚以亲爱于其君,尚得谓有人心哉”.蓝鼎元认真地指出,“进不得忠于君,退不能洁其身,此古今之大痛也”。嘲不仅如此,而且蓝鼎元十分推崇“孝”,他认为,“孝为百行之原,推其极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因此,“虽以尧舜之道,不过孝悌而已”。忠、孝之外,蓝鼎元也十分注重礼。他曾语重心长地说:“讲学何以有仪?日:存礼乐之意也。揖让进退,鼓钟赠答,所以陶淑性情,为学问身心之助,岂浅鲜哉”!何况“君子以礼仪为恭敬,故不至于谄谀”。

  其二,民、君、天的伦理思想。作为清初名儒,蓝鼎元对民、君、天的关系有很深的理解。蓝鼎元认为,“事君如事天.天即理也”,如果“理在我心.不假外求,吾暗室屋漏,事事无愧于心”,则“可以对天”,“可以对天,则可以事君”,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蓝鼎元进一步指出,“临民者当以敬为主。对庶民如对吾君,不期敬而敬至焉。为吾君抚字斯民,则敬民乃所以敬君,敬君即所以敬天”,即使“内圣外王之学,不外一敬”,“敬也者,传心之要而出治之本也”,翻他深信,“主敬则天理常在,而人欲不能入。主敬则无欲而静,可以解万端之纷纭”。由此看来,蓝鼎元不仅将人间社会的“事君”上升为天理的高度,而且突出“敬”,强调敬民、敬君、敬天的高度统一。其三,“重实心”的公私观。蓝鼎元由于政绩显赫而成为一代循吏,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这位道南名士对群己关系颇有心得。他指出,虽然“以圣人治天下,亦不外教养两端,是教养者,守令之实政也。诚于教,诚于养者,以实心行实政也”,然而,如果“人不实心皆私欲,问之私则不公,欲则不法,而教养之政为虚文”.乃至“上官掣其肘,僚属挠其权,胥吏穿其鼻.豪强拊其背”。反之,知县“若公而无私,沽己而无欲”,则“数者皆无之矣”。由此看来,蓝鼎元不仅指出了推行教养之政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指出了群己关系的处理问题。换言之,这位县太爷深感社会伦理与知县施政关系的密切。

  三、蓝鼎元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

  由于长期海疆社会生活的经历以及历史时代的外在张力,也由于清初道南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在驱动.蓝鼎元逐渐打破传统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推向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其一,实学范畴的“道”。作为道南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蓝鼎元对“道”作出了新的理解与发挥,使其成为一个属于实学范畴的核心概念。蓝鼎元指出,“道非高远,即在人伦日用之间”,“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居室、朋侪洽比,一举一动,皆有当然不易之则”,如此之下,“夫谁能出我道之范围乎”,“饿而食。渴而饮,人人皆然也”。而“食所当食,饮所当饮,即道也朱子之言日:‘道者.日用事务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蓝鼎元进一步指出,“道存乎天壤,不用则虚而无继”,不但“治心修身”,而且“经世理物”,“皆有至当不易之宜”,乃至“践而履之为德行,措而施之为事业”,因此,“墨守训诂,茫然不知所位置,无用之儒也”,而“有体无用,不可以言学”;“有畴不用,不可以言锡”。这位道南名土认为,“圣贤之道,原非高远,不外纲常伦纪,日用常行之事”,而“不为不肖,则可以为圣贤”。由此看来,蓝鼎元所诠释的“道”完全变成了一种实学最高的哲学范畴。它不仅“即在人伦作用之间”,“践而履之为德行,措而施之为事业”,而且“不为不肖,则可以为圣贤”;它虽然看似神秘而高远,却易为人们所用。我们觉得,清朝初年,经过以蓝鼎元为代表的道南学派的重新诠释与发挥。宋明以来人们尊崇的“圣贤之道”即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且趋于大众化,这有效地避免了后期理学虚谈心性而与时务脱节的严重弊端。因此,作为清初儒学在南方的一个分支.蓝鼎元所属的道南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发展了后期理学,使自身演化为新时期的经世之学。

  其二,“齐家当自妇女始”的伦理观。有悖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蓝鼎元对“妇女”的教化及其在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地位颇有新的看法。蓝鼎元认为,“乾坤生人,男女分其半,男治外,女治内。人伦之首,风化之原。但教男而不教女,亦未为知类者矣”!针对社会对妇女教化的忽视,蓝鼎元严肃地指出,“然于闺门之道,庶几略备.或可以少补风化,是亦世道人心所不可阙者也”。不仅如此,而且蓝鼎元坚定地认为,“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由此看来,作为一代经世之才,蓝鼎元重视妇女在社会伦理中的地位.重视对妇女施加教化,这成为蓝鼎元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三,“农商惠吾德”新伦理思想。在台湾任幕友期间,蓝鼎元看到,尽管“台地一年耕,可余七年食”,然而,“寇乱继风灾,民间便萧索”,因此“今岁大有秋,仓储衲云亟。谷贵虑民饥,谷贱农亦侧”。为彻底摆脱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发挥台湾海洋贸易优势,蓝鼎元大声呼吁,“厉禁久不弛,乃利于奸墨。徒有遏籴名,其实竞何益?估客既空归,裹足此廖寂”,因此,“何如撙箭之,一艘一百名”,“穷年移不尽.农商惠吾德”。由此看来,适应海疆社会的巨大变迁,在宋、明时期“商品性农业”意识的基础上,就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蓝鼎元提出了“农商惠吾德”的新伦理思想,打破了“发展商品经济即破环传统美德”的旧观念,对人们的思想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这无疑成为蓝鼎元伦理思想中最为璀璨的一个亮点。

  作为清初儒学道南学派经世思想的延续与应用,蓝鼎元伦理思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程朱理学“空谈心性”的缺陷开始得到纠正,促使中国人逐渐地面对现实.这种思想上的启蒙早于学界颇为关注的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今文学派――常州学派;另一方面,蓝鼎元的伦理思想既继承了传统义有突破,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特点.尤其是“农商惠吾德”思想的提出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一般认为.这一历史的新变化应该得到思想史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