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文人花鸟画的艺术审美取向与艺术精神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蒙族统治时期,蒙古族依靠强悍的武力征服了中原大地,建立元朝之后害怕汉人的反抗,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把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汉人在元代因为地位低下而不被重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文人士大夫从此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进仕阶梯。很多文人选择了退隐江湖或闹市,从此不问政治,消极避世的思想使得“文人画”在元兴盛发达起来。时代的巨变也改变了两宋以来的审美取向和绘画意趣。元代冷漠了汉族文人,文人也同样冷漠了世事,更加远离与抛弃元统治阶级,他们一反宋代以来的那种工细富丽的花鸟画风格,逐渐形成了简率尚意、轻形重意的艺术风格。元代统治阶级对于汉族文学艺术不懂也不感兴趣,他们不过问汉族文人的志趣和生活态度,造就了一个宽松的文化艺术环境,使得元代文人画繁荣起来并占据了画坛的主体地位。一大批元代花鸟画家,如赵孟撷、钱选、王渊、柯九思、王冕等人以其尚未麻木迷失的“自我”意识,创作了大量抒发心性的花鸟作品,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情怀。元代文人强调“写心”抒发主观情怀的艺术主张,间接地反映了元代社会文人士大夫“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之情。元代文人花鸟画之所以取代很高的艺术成就得益于文人画家“观内修心”、“遗物以观物”的理念。

  一、元代文人花鸟画题材的拓展

  我国宋代花鸟画题材大都是奇花异草,这是因为宋代的花鸟画体现出来的是宋代统治阶级悠闲自得的情趣、富丽堂皇的奢靡宫廷生活风气,宋代画院的工笔花鸟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统治阶级的喜好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到了元代统治阶级不再看重花花草草的花鸟画艺术,文人画家又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用和社会重视,他们在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之下开始淡薄仕途名利,开始转向发泄心中的郁闷,抒写画家那种“威武不能屈”、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在这种艺术精神与品格影响之下,元代花鸟画风自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文人社会审美思想、社会生活与阶级地位的改变,元代文人花鸟画无论是题材、艺术风格、绘画功能,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开始发生多方面的转变。尤其在绘画题材上,开始由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野林池沼转变为枯木怪石、梅、兰、竹、菊、松等。这些能够表达文人画家品藻的题材,被画家赋予了特殊使命。尤其运用墨色表现出来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更能代表画家的志趣和人品。他们创造出一种素朴淡雅、简淡闲和、隐逸超脱的时代人文精神,运用梅、兰、竹、菊这些美好自然属性以及它们的形式美,营造出一种文人士大夫那种放逸萧散、明洁素雅的审美意境,象征着他们高尚不俗的人格魅力。元代花鸟画题材的转变与拓展,也反映出元代文人艺术精神,他们不再重视画“技”,而是强调“道”,元代文人花鸟画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性远远超脱于宋代,他们自觉于内心的自我意识,通过梅兰竹菊这些能够托物言志的美好植物,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怀,实现自我的价值和人格追求。因而元代花鸟画题材的进一步拓展,更好地表现文人士大夫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

  二、元代文人花鸟画审美思想与审美趣味的转变。

  元代文人士大夫在元代统治阶级压迫之下,在绘画上只能借物言志、抒发情感,由于不能直接对抗元统治阶级,只能隐晦地表达画家那种不屈的民族意志与精神,所以他们的审美思想、与审美情趣都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画家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从宋代到元代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从而导致他们审美思想和审美趣味上的巨大改变。宋代花鸟画家们因为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地位,就必须参加画院考试得以升迁,因而他们的绘画旨趣需要符合统治者所追求的那种形象逼真、精丽富贵的写实风格。画院里面的画家们因为受其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自然保持着画风的一致性。但是到了元代画家们不在被看重,更不被官府所重用,文人士大夫只能消极避世,大都过着隐逸的生活,绘画成为他们抒发情感的工具,抒发遭受外族奴役的悲苦和郁闷屈辱的情怀,使得画家们的审美思想与审美旨趣发生了重大改变。元代画家们失去了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得到了一种身心的解放,他们不再为统治阶级服务,不需要体仰皇家鼻息,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放逸的心性,可以抒写胸中之逸气,抒发个性和情怀。尤其用梅、兰、竹、菊这些具有象征性的题材,可以抒情言志,寄托民族哀思,抒写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审美思想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由宋代以来的那种富丽堂皇、细腻绚丽的艺术风格,转而追求一种简率淡泊、清新冷寂、素净自然、疏淡秀雅的新风尚。花鸟画新的意境营造,成为元代文人画家抒发心灵的天地,他们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水墨写意花鸟画成为文人士大夫体现理想、精神追求的最佳天地。如此以来唐代开创的水墨山水画和北宋以来出现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文学因素渗透于水墨写意花鸟画之中,增添了花鸟画的文化内涵,使得文人花鸟画勃兴起来。文人注重绘画中的笔墨情趣,强调书法用笔在写意花鸟画中的表现,突出花鸟画的文学性,最终将诗、书、画、印进一步融合在统一的画面之中,从而开启了元代花鸟画的新风。

  三、元代文人花鸟画的审美旨趣。

  元代文人花鸟画在宋人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基础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借用梅、兰、竹、菊等一些具有象征性的花鸟画素材,来体现一种民族气节,再将诗、书、画、印进一步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抒发着画家内心思绪和情感。元代文人花鸟画的审美情趣转向了重意趣、轻形似;重笔墨、轻色彩;重写意、轻写实;重素朴简淡、轻工细绚丽等,大大推动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历史进程。元代前期花鸟画延续着宋代遗风,但是审美旨趣已经趋于率真典雅,如钱选的《八花图》、任仁发的《水凫图》。首先,元代后期水墨花鸟画开创了墨戏新风尚,注重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层次。工整中开始带有写意成分,主要以梅兰竹菊作为花鸟画题材,如赵孟頫的《幽篁戴胜图》、王渊的《竹石集禽图》、陈琳的《溪凫图》等。以水墨为上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元代文人花鸟画追求的艺术境界,文人通过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其元代特殊社会环境之下的审美旨趣。其次,元代以书入画的文人审美旨趣。元代文人花鸟画更加注重书法与绘画的亲缘关系,书法中的笔法、墨法都被画家们运用于花鸟画的创作之中。例如花鸟画运笔中的顺锋、逆锋、侧锋、提笔、按笔、转笔、折笔等,都是书法中的笔法的直接运用;丰富多变的墨法:焦墨、浓墨、淡漠、干墨、飞白、湿墨、渴墨、涨墨等;以及书法中水法的运用等都被用于花鸟画绘制当中,目的都是为了营造一种“笔情墨趣”的审美意趣。比如赵孟頫的《疏林秀石图》中的树枝,运用遒劲有力的相互交错的线条,线条自身的表现力和线条之间的关系都明显具有书法的特性。以书入画的艺术理论成熟于元代,元代文人画家实现了书法与绘画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形成了中国文人画家追求的一种至高的艺术精神,那就是“逸格”。最后元代文人花鸟画家们在花鸟画上题诗、题款、盖印章等艺术形式,很好地把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起来,到达了一种更为雅致的艺术境界。如赵孟頫、钱选、黄公望、王冕,管道升、郑思肖、李士衍、柯九思、钱选、曹知白、倪瓒等有影响力的名家,他们的作品都彰显了文人花鸟画家的艺术修养、学识与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