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随着社会逐步进入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显,集体抗争事件也越来越多。在诸多的集体性冲突中,由于环境污染对当地居民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抗争呈现出日益恶化的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农村,随着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迁入,使得农民因为遭受环境污染侵害而选择了集体性抗争。近年来,农民环境抗争愈演愈烈。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欠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冲突的激化,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日趋恶化的环境状况:农民环境抗争的缘起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也日益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在向农村转移的工厂中,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占据了大多数,导致一些农村的环境日趋恶化。由于环境恶化给当地农民带来极大的损害,导致农民奋起抗争。和城市居民环境抗争有所不同,农民环境抗争也具有很强的乡土气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抗争与其他问题相互交融,异常复杂。在城市里,环境抗争只是单纯地为了保护所生活的家园,而农民环境抗争的问题往往更加复杂化,特别是与征地拆迁补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当村庄环境还可以“忍受”时,农民也基本上宁愿息事宁人。但环境问题的产生通常是由污染企业所造成,企业要发展壮大,扩张厂房在所难免。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农民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当协商无法解决问题时,特别是补偿款过低时,农民因长期受到污染导致损害的情绪猛烈地释放开来,形成巨大的反抗性力量。因此,农民环境抗争很多时候其诉求并不简单的是要求恢复家园的生态环境,更多是要求征地补偿的到位。因此,当环境问题升级成利益冲突时,往往使解决的难度加大了。

  2.规模较大的环境群体抗争事件的出现。由于环境问题与其他问题糅合在一起,各种利益交融,使得农村环境问题牵涉到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加上环境一旦出现任何问题,遭受损害的人数规模将会激增。如果环境抗争事件发生,必然会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虽然还属于偶发态势,但由于问题比较严重,影响深远,爆发所带来的破坏性能量很大,不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会带来巨额的财产损失,最关键的是有可能危及社会共同体,造成社会的失序。近几年来,由于环境抗争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已经频繁出现,如发生在浙江东阳画水镇的造成数10人受伤的群体性事件、2009年湖南浏阳镉中毒事件、安徽安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2011年浙江海宁市“9·17”环境污染群体抗争事件等。

  3.出现了暴力化对抗性的群体抗争事件。当体制内的措施无法解决问题时,暴力就成为最后的选择。特别是整个社会出现“暴力化”诉求的背景下,群体性事件施行暴力就成为弱势群体的被迫行为和选择。在浙江画水事件中,外围的村民坐在路上阻止官方撤离,造成混乱,情绪激动的村民开始追打身穿警服或政府配给雨衣的执法人员,一些执法人员纷纷扔下警棍、橡皮棍、盾牌、砍刀,并脱去钢盔和制服,撤离现场。在新昌事件中,一万多名农民强烈抗议药厂污染环境的宣言是“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数百名黄泥桥村的村民聚集在化工厂门前要求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并与保安以及前来维护治安的警察发生冲突。在2008年的舟山定海和邦化工厂污染事件中,当地近千名村民前去化工厂抗议,并引起警民冲突,导致多人受伤。

  4.“弱组织化”是农民环境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民人数虽多,但如同原子般地分散在村庄周围,组织化程度非常低,这也是农民成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乌合之众相比有组织者而言处于劣势。在农民环境抗争中,组织化程度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特点。总体而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概括为“弱组织化”,主要有三种形态,其一是根本无组织,纯粹是毫无目的的骚乱,因为共同的目的而临时形成了集体行动;其二是“弱组织化”,一般由农村的一些精英或积极分子所组成,由于抗争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也需要动员民众,因此极少数骨干分子经常聚会碰头协商,形成了松散的组织体,当然,这类讨论小组并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结构;其三是借助正式组织的力量开展活动。村民自治制度使得村民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基层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村委会主要成员的任免。要当选村委会成员,理论上必须代表村民的利益。事实上,环境污染损害的往往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当然也包括村委会成员在内。当然,由于村“两委”合署办公,基层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村党支部进而控制村委会,所以村委会带领村民进行抗争的情况比较罕见。特别是一些企业通过贿赂收买村“两委”成员,分化瓦解了整个村庄的集体抗争。也有一些环境抗争依靠合作社、协会、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来进行。总体而言,农民环境抗争依然处于无组织状态。

  二、沉默的大多数:集体行动的困境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环境保护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诉求,甚至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理性价值观,环境运动在各国蔚然成风,俨然称为后现代的“后物质主义价值”。[1]与此形成鲜明比对的是,在我国,很多人对于环境保护漠不关心,即使环境污染危害到己身,也基本选择逃避或沉默,2003年的一份全国调查表明,“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只有38.29 %的人进行过抗争,高达61.71%的人选择了沉默。”[2]显然,在环境污染面前,多数人的选择是做“沉默的羔羊”。